说到从事茶叶这一行业，得先说说我父亲，我受他的影响比较大。

听我父亲说，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他曾在桐木关搞过土改。那时候，桐木关附近有很大一片原始林区，土匪比较多。父亲在桐木关的工作，非常不容易，既要搞土改，还要剿匪。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土改这一段历史不熟悉，土改就是土地制度改革，就是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老百姓。分地分家当，干这些工作容易得罪人，一般人都干不好。但是，我父亲却坚持干下来了。我母亲说，我父亲之所以能胜任这份工作，主要是因为他有股子旁人都没有的韧劲和魄力。

土改工作结束后，我父亲就被政府安排做茶业指导的工作。为什么一个干过土改工作的人，突然被安排做茶业指导工作呢？这可能与我父亲拿过枪的经历有关。因为他在桐木关土改的时候，当地匪患猖獗，经常会有拿枪与土匪打交道的时候。

那个时候，武夷山茶叶事业才刚刚恢复，我们这里的所有茶叶都是要送到北京的，马虎不得。

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接触茶叶的。

这期间我跟着父亲看到很多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对茶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那时候，在武夷山这里做茶叶都是从江西那边雇人过来，包括采茶。虽然茶是产在我们这个地方，但是很多技术都在那些江西人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时候每个人的出身还是讲成分的，要看你是地主出身，还是富农、贫农。当然是贫农最好，最信得过。如果是富农或地主这种的，就很难生活。所以，这类人最喜欢四处走动，只要有工作，累点苦点都不怕。他们在家里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要是来武夷山做茶就不一样了，可以管他吃管他住。对那些做苦力的江西人来说，可以吃饱饭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事情。所以他们都以到武夷山来做茶为最好的工作，他们自己也非常上心用力，而且对待遇要求也不高，而武夷山当地的人又大多嫌辛苦不愿意做，渐渐地，制茶手艺就大多都掌握在江西人手里了。

那时候做茶是比较辛苦也相对麻烦的。过去没有化肥，需要把山上的草割下来后晒干，在锅底烧成灰，然后在茶树下挖坑，把烧好的草木灰撒进去。挖的时候还要注意，细根不能挖断。等到了十月底或者十二月，要把整片的土翻起来，开始“肥土整平”。“肥土”就是把原来挖起来的土盖掉；“整平”就是跟我们菜地一样，一垄一垄地整平，积土给它松掉，其他土盖一点，这样茶树的细根很容易长。

当时武夷山这边制茶就是做大红袍。我记得我父亲做茶叶指导的那段时间，武夷山很多茶叶都是送往北京的。所以，当时整个武夷山的采茶制茶工作都特别认真和谨慎，不敢出任何纰漏。

每次采摘大红袍之前，要先给县里汇报。县里会派遣茶叶指导专员，跟随茶农一起去采摘。当时县里有二十几个乡镇，采摘大红袍的时候，大都会有茶叶指导跟随指导，同时记录采摘的数量和质量。(www.daowen.com)

关于指派的茶叶指导员，也不是随随便便选的人。通常都是先查出身，再看技术。一般都是从矮子里面挑高个，因为那个活儿太辛苦，只有出身不太好的人才愿意下那个苦力。

县里会在候选人里比较来比较去，找一个出身稍微好一点的，技术也可以的，比较本分老实的人去做这个茶叶指导工作。被选中的人都很高兴，因为有工作，还可以挣生活费。

现在很多人一听说采茶，第一印象就是采茶女。是的，采茶的大多都是女性。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四五个采茶女去采茶，那些巡逻的民兵背着老炮筒，带着手榴弹全副武装跟着。说白了，那是一种威严吧！也代表了从上到下，大家对这批要送往北京的茶叶的重视程度。

那些女孩子采完了茶，由民兵一路护送到仓库，然后由我父亲协助这些采茶女一起把茶叶存储好，并且要给所有茶叶进行编号。当时这些采茶女们的工资可不低呢！工钱是一小时五块钱，她们采茶半天时间，就能赚二十几块钱呢。所以，女孩子们都很乐意干这个工作！

存储编号之后，就要把这些编好号码的茶叶交给制茶师傅们。听我父亲讲，制茶师傅都非常认真，心里也都非常紧张，每个人心里都在想：万一这个大红袍在我手上做不好怎么办？毕竟是要送到北京去的。所以每个人都不轻松，都有心理压力。

父亲也会替他们紧张，因为那些制茶的师傅每天晚上睡觉浑身都是汗，当然浑身冒汗不是因为苦和累，而是因为太紧张了。什么时候最紧张呢？就是茶叶制作完成，然后送去质检的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制茶的师傅们经常会通宵睡不着，担心质检不合格。只有等到质检合格的通知，心里的石头才算是终于可以放下来了，饭也吃得香了，觉也睡得着了。

但是，还是会有个别制茶师傅心理素质不是太好，虽然质检合格了，但他们还是会担心，因为还有一关没有过，那就是喝茶。送往北京的茶，政府领导们可能都会喝到，万一他们喝了之后不满意，那怎么办呢？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晚上回家给我们说：他们的茶叶全部过关了！那一刻，我能感觉到父亲是真的特别开心。

现在，我每次说起这些往事，年轻人都不太理解，为什么老一辈人干工作那么认真？其实，这是我们的父辈对于茶叶、对于工作的一份热忱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