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茶，从不分家。佛教对饮茶很讲究。寺院内设有“茶堂”，是禅僧讨论教义、招待施主和品茶之处；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僧众饮茶所击之鼓；寺院有“茶头”，负责煮茶献茶；寺院前有数名“施茶僧”，施惠茶水。

佛寺里的茶叶称作“寺院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还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的茶，称作“化茶”。

而僧人最初吸取民间方法将茶叶、香料、果料同桂圆、姜等一起煮饮，则称为“茶苏”。

到宋代，余杭径山寺还举行“茶宴”和“半茶”活动，并且发明把嫩芽茶研成粉末，用开水冲泡的“点茶”法，这对促进民间饮茶习俗普及有重大作用。

佛教精神与茶性本质的内在共鸣，是茶与佛结缘的必然。佛家持淡泊的人生态度，抑欲忌荤，提倡素食，而茶性净洁，久饮助人寂静斯文，为佛教平添一层神秘色彩，故茶与僧人结缘是情理之中的。

明代诗人陆容《赠天台山茶僧》诗云：“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泉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晕满袈裟。”诗人把僧侣喜爱饮茶的情感，描写得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茶禅一味”“僧茶不分家”的文化特色。

以茶悟道与僧人坐禅有极大关系，唐代封演所著的《封氏闻见记》中有云：“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坐禅又离不开茶驱睡魔，茶益神思，僧人品茶，有助于坐禅修定，专心思维。在僧人眼中，茶可使人超俗脱世，物我两忘。

禅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亦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些主张都与一心喝茶有着精神上的联系。

僧与茶的这种相印相证，最有名的就是唐代赵州和尚的“吃茶去”，《五灯会元》记载，赵州禅师问一个新来的僧人，“你以前到过这儿吗？”僧人回答说：“来过。”禅师说道：“吃茶去。”他又问另外一个僧人同样的问题：“你以前到过这儿吗？”僧人回答说：“我是第一次来。”禅师说道：“吃茶去。”院主听了后很奇怪，就问道：“来过的要吃茶去，没来的也要吃茶去，这是什么意思呢？”禅师大喊一声：“院主。”院主应声而答。禅师接着又说了一句：“吃茶去。”

从古至今，对“吃茶去”这三个字的理解颇多，但简单来说，这就是茶禅一味，禅就是寓于吃茶的日常生活之中，吃茶即学禅，学禅即自悟。

黄龙宗开山祖师黄龙慧南有偈云：“但见日头东畔上，谁能更吃赵州茶。”

清代湛愚老人《心灯录》称赞，赵州“吃茶去”三字，真直截，真痛快。(www.daowen.com)

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先生在1990年到武夷山御花园品茶后，留下了著名的《武夷山御茶园饮茶》诗，还在天心永乐禅寺内留下石刻：“千言与万语，不外吃茶去！”为武夷岩茶留下了佛性与法语。

有了赵州禅师的“吃茶去”，禅与茶就有了更多的公案。公案是指禅师在接引参禅学徒时所作的禅宗式的问答，或某些具有特殊启迪作用的动作。

此类接引禅徒的过程，往往可资后人作为判定迷悟之准绳，犹如古代官府之文书成例，故称之为公案。

茶与禅的故事很多，但“茶禅一味”的提法却是在宋代。流传最多的说法是宋代圆悟克勤禅师（1063—1135）。克勤禅师于成都从圆明禅师学习经论，后至五祖处修行，蒙五祖印证，嗣其法，成为一代宗师，声名卓著，晚年主持成都昭觉寺。宋高宗曾召其入对，很赞赏他的修为，赐号“圆悟”，故世称“圆悟克勤”。

宋徽宗政和年间，圆悟克勤在荆州弘扬佛法，受澧州刺史之邀，入住夹山灵泉禅院。

在此期间，他应参学门人之请，评唱五代重显禅师雪窦的《颂古百则》，门人记录汇编成《碧岩录》十卷。

他潜心研习禅与茶的关系，以禅宗的观念品味茶的奥妙，终有所悟，挥笔写下了“茶禅一味”四个字。此四字寓意：茶即禅，禅亦茶，茶心即是禅心，禅心亦是茶心。茶与禅合二为一。

圆悟的另一法嗣大慧宗杲禅师，得道后在浙江余杭径山寺大开禅茶宗风，把种茶、制茶、茶宴融入禅林生活。

当时武夷山五夫里的开善道谦师承大慧禅师的禅风，把禅茶文化带回武夷山，与本土既有的儒、释、道三教文化与茶文化互相渗透，形成了兼具儒家之正、道家之清、佛家之和、茶人之雅的武夷山禅茶文化，并得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载道传扬，形成了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开善道谦——朱子晦翁（朱熹）一脉相承的武夷山茶文化源流。

但是可惜，由于宋元时期的战乱，正、清、和、雅的武夷山禅茶文化并没有像日本茶道一样以法脉的形式传扬下去。但，有悟便是禅，便是茶，便是茶禅一味。圆悟懂，朱熹懂，尊茶敬道的武夷后人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