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对岩茶的日渐喜爱，南北茶路由此打开。

嘉庆年间，武夷山岩茶东渡到海峡的另一边——中国台湾地区。

台湾的史学家连横在其《雅堂文集·茗谈》中有说，与大陆一水之隔的台湾同胞对武夷岩茶极为推崇，不但于清嘉庆年间就由“柯朝”带去武夷茶种栽种及传播繁衍，还制作成乌龙之品。除此还极为赏识武夷正品，文曰：“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以待客。”

另有记，咸丰五年（1855），祖籍福建，台湾鹿谷乡的林凤池由当地父老资助，到闽考试，喜中举人，闽地的林氏宗亲设宴为他庆祝，并带他到武夷山游览，林凤池见这里碧水丹山，风景秀丽，又早就对武夷岩茶钦羡不已，便乘兴来到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拜访该寺方丈，想购买茶苗回报乡亲资助学业之恩。时任天心永乐禅寺的方丈如疾法师感念林凤池的感恩之心，便赠送武夷“青心乌龙”茶苗36株，嘱咐说：此为武夷乌龙茶佳种，须细心培育，如能分栽广植，则子孙享用不尽。林凤池携苗而归，引种成功，并逐渐移苗广植，成为今日的冻顶名茶。

武夷山岩茶，不仅在国内风靡一时，而且很快走出国门。

1644年，英国人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运销武夷茶，经历过1656—1684年间清政府的第一次海禁后，1689年英国首次从厦门港直接进口武夷茶。自此之后，逐步形成武夷山经福州到厦门的东南茶叶之路。

1984年，瑞典海域打捞起东印度公司1745年的“歌德堡号”沉船，60多万件瓷器、370吨茶叶以及大批丝绸浮出海底。在打捞起的茶叶中，有武夷红茶、松萝茶等。人们惊奇地发现，锡罐封装严密、未受水浸变质的武夷红茶，竟然仍可冲饮。

短短的几十年间，武夷茶风靡欧洲上流社会，横扫当时欧洲比较发达的荷、英、法、俄诸国，王公贵族、社会名流皆以品饮武夷茶为尊贵。西方对武夷茶的狂热追逐，为许多商贩创造了良机。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确定恰克图为两国商人贸易地点后，武夷茶开始大步走出幽深的山脉，穿越万水千山，走向俄国宫廷、走向欧洲大陆。

一批嗅觉灵敏的山西商人，从武夷山茶区采购茶叶，为了运输方便，就地加工成茶砖，从武夷山出发，越分水关，出九江，经山西……转至库伦（今乌兰巴托），北行达恰克图，俄商再贩运至伊尔库茨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据《山西外贸志》载，在这条商路上，挑夫、货船、车队、马帮、驼铃络绎不绝，绵延万里，蔚为壮观，成为一条可与“丝绸之路”相提并论的国际商道，号称“万里茶路”。

晋商不但把武夷茶作为挣取外币的武器，还在国内到处开茶庄，通过贩卖、流通武夷茶的窗口，开设镖局、票号，运筹着“汇通天下”的金融业务，开创了一段辉煌的商业传奇。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实行第二次海禁，关闭了厦门等港口，只准许广州一个口岸对外通商，武夷茶开始改从广州出境，逐步形成武夷山至江西铅山河口，经鄱阳湖、赣州到广州，长达1500余公里的南方茶叶之路。(www.daowen.com)

在当时，有一些人就靠着贩卖茶叶而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像闽籍商人潘振承、伍秉鉴等人率先从武夷山贩卖茶叶，在广州分别成立了“同文行”“怡和行”，长期与东印度公司从事茶叶与纺织品的出口贸易。为了能保证茶叶的品质和供应量，以潘氏、伍氏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纷纷在武夷山租购大量的茶山，建茶厂，有的在武夷山茶叶集散地赤石、星村开茶庄向茶农收茶。

在当时的欧洲，武夷茶是中国茶的代称，占据欧洲茶叶市场的半壁江山。只要贴有“同文行”“怡和行”字样的茶叶就是品质的象征，就可以卖出高价。

茶叶可以改变世界，这话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茶叶和纺织品大量销往欧洲，造成了极大的贸易顺差，为了扭转这个局势，西方列强就把鸦片输入中国来掠回黄金白银，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

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等书记载，在1842年《南京条约》的谈判中，英方坚持认为福州开放问题涉及中英间的“武夷红茶贸易”，坚决不放手福州，并声称贩卖茶叶，以福州为便，务求准予通商。道光皇帝对福州的战略价值极为重视，绝不开放。他于8月17日谕称闽省既有厦门通市，自不得复求福州，22日又重申福州地方万不可予，如万不得已另以他处相易之。最后英方以开放天津为威胁，不如所请，即行开仗，道光皇帝不得不妥协。

在当时，茶叶自武夷山运至福州仅需四至八天，而运至广州则需大约60天，福州开放后，西方商人加速了武夷茶的贩运。据《中国茶经》记载，英国当局规定每船必须载满七分之一武夷茶方可回国入口。

此后，许多西方茶商和生物工作者开始从福州溯闽江长驱直入武夷山，有的直接进入武夷茶产区收购茶叶，或以传教、生物科考为幌子考察武夷茶的生长环境，窃取武夷茶的培植与制作技艺。

武夷山岩茶主产区的“三坑两涧”内的慧苑寺，就曾经是外国茶商收购武夷茶的根据地，至今还保留着外国茶商装大洋的木箱。

让人想不到的是，1765年为了扩充军备，英王乔治三世规定，凡殖民地所用茶叶及其他物品均需课税。英国国会通过了《茶叶税法》，以中国武夷茶向北美殖民地征收高额茶税。为了逃税，许多地方出现了走私武夷茶的现象。英国殖民当局为维护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允许该公司低价倾销茶叶，而对其他商家、买家则高额收税，这一行为遭到当地人民的奋力反抗。他们成立“茶党”，反对茶税，拒购茶叶，经常举行集会与示威活动。茶客们宁愿放弃饮茶嗜好，改饮咖啡与其他代替品，并提出，凡为东印度公司藏茶、装卸茶叶、出售茶叶及买卖者，当视为公敌。

全世界都看得到武夷茶在当时的价值。西方殖民者无法完全控制中国的茶叶货源，同时也为了降低运输成本，19世纪40年代，印度总督本廷克组织成立茶叶委员会，并分别派该组织秘书戈登和园艺学家罗伯特·福琼先后潜入武夷山，取得茶籽偷运到印度，在印度大吉岭等地育种试种，并取得成功。之后，印度殖民政府又聘请武夷茶师带去武夷红茶的制作工艺，制出了第一批成品茶运至伦敦，英国朝野为之轰动。在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期间，武夷茶在印度被大量推广种植，成为印度重要的产业。

在清代，武夷岩茶虽历经波折，但仍可以说，这是岩茶走向世界的阶段。茶产业的发展，带动的不仅仅是茶的兴起，还有文学，清代最著名的小说《红楼梦》中，多处都有对茶的描写，这本身也是茶文化对时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