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保守者，主要体现在其相对消极性上。所谓相对消极性意味着法官应具有适当的保守性。这一方面要求法官循法而动，另一方面则要求法官活动具有受动性。法律职业发展到如今，法袍加身的法官仍可见于各国，这与其说是以庄严的仪式极力维持法庭的气氛，毋宁说是以法袍作为法官保守性的象征。无论法官个人有着怎样的好恶和情绪，都被法袍所遮断，他不能介入争论，不能参与辩论，只能不急不躁、不偏不倚、耐心听证、依照法律公正裁断。在司法实践中不主动追求诉讼，只是在“告诉”的情况下，按照现有的事实和证据对案件做出判断。一般情况下，不受世俗价值的左右，只遵循法律而不积极寻求对法律的改革，这是法官之保守性的体现；同时，法官应保持自身相对独立的空间，应竭力避免其法律活动世俗化的倾向，在现实生活中避免抛头露面，避免参与行政活动和公益活动。因为一个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且能高效运作的社会管理体系应当具备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特点，法律活动不同于政治活动，法律评价也不同于道德评判和舆论评判，如果置法律逻辑与法律职责于不顾而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如送法上门、上门揽案）则容易导致以可能带来多元化解释的某种政治需要或伦理观念作为审判的依据；这无疑表明该社会没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法律领域，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经济没有清晰的界限，这样会失去法律运行上大致的稳定、连续和同等对待，从而导致最终失去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因此，“独善其身，坐堂问案”也是法官活动受动性的表现。

我国近年来相继爆出的法官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新闻，其实也表明不能确保职业的独立性。中立性和相对消极性，就不能避免职业风险。例如，“2006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5名法官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其中一人曾任该院副院长。几乎与此同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因受贿607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而法官集体“沦陷”的，并不仅仅是个案，“就在深圳中院集体腐败案之前，曾经有过‘安徽阜阳三任中院院长前腐后继’，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窝案涉及法官13人……”的报道。^[5]实际上，在法官执业活动中呈现在其面前的，往往是社会其他解决纠纷手段已无法解决的激烈纷争，法官的任务就是要定纷止争，所谓定权益之分、止权益之争。而刑事案件涉及被告人的身家性命，民事案件涉及当事人的财富得失，行政案件涉及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强烈对抗。在法庭上博弈的双方当事人，为赢取胜诉，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会运用所拥有的资源——或金钱，或权力，或名望，或人事关系，试图影响法官，甚至不惜使法官产生不当的倾向性，使法官做出有利于己方的裁判。这对法官来说，无疑是可怕的诱惑和巨大的陷阱，一不小心就会被拉下水或者自蹈火坑。其后果往往是既断送了法官的职业生涯，又损害了法律的权威。

所以说，当法官职业介入社会生活太广太深，用各类别利益主体的关系太近太密，就会使得法官和当事人搞权钱交易十分容易又便当。因此，法官、司法和正义之间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便会丧失，如果这种情况在一个国家是多发的，则法律的公正性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同一性便会失去，法治便也不复存在。基于此，独立性、中立性和相对消极性不仅应作为法官的特征，也应作为各社会主体和相关社会制度必须予以保证的目的。不仅是法官自己，而且所有社会主体都应明了：法官是这样的一种人，他受社会委托去权衡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一方面对当事各方同等对待，另一方面按照法律的立场而不是按照某些人所喜欢的立场来执行法律。这不仅是个案正义的要求，也是社会正义的立基之本。

【注释】

[1]［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8—319页。(www.daowen.com)

[2]［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7页。

[3]舒国滢：《法律职业呼唤法哲学智慧》，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4月8日B01版。

[4]［英］丹宁伯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5]李建平：《法院调查报告揭示法官职业风险》，载《法制日报》2006年11月14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