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麟供：“年三十三岁，浙江山阴县人。我被贼掳逃出苏州，到上海，在巴得医生行内做生意。遇见有澳门梁姓，约我到澳门作事钱多，入猪仔馆，见过西洋官，打合同一张，收洋钱八圆。同治七年十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入马当萨司属下敢勒写别西恩糖寮，一帮四十七人，现在只剩十五人。此地待人凶恶，常打无食的。我作了五年，每月四圆银纸，工夫苦的狠。东家凶恶，我虽作火头，一刻都不能离此地，少为离了一步，就打的。与糖寮种蔗等工差不多，不准出门，如买东西，就在糖寮铺内买，每月扣钱。如果出大门一步，捉网即要锁脚，扣工钱。我来时有堂兄名绍荣，因受不过毒打，就投水死了。我在此地虽然作火头，也是食不饱，食剩的也不给我吃，是给黑人吃。我家在绍兴东浦住，不知何时才能回去。总望大人拯救。此地用惯黑奴，待中国人比黑奴更坏，真无天理了。”

莫阿穆供：“年三十岁，广东恩平县人。有人拐骗我到澳门街上船，未打合同，未问话，开船后给合同一张，洋钱八圆，我不晓得是出洋。同治七年五月，开船到安南，船坏耽搁多日，死的人多。到夏湾拿后，就卖到马当萨司属下雅么里亚糖寮，待我不好，寅初作工，到子正歇，日食粟米不多，干牛肉一块，仍要打工夫，极重，真是活受罪。我同帮人打死过一百，旧东家作贼去了，现在换了新东家，待人同旧一样，也是毒打。我作了五年多了，现在作割蔗割草工夫。前十天有一个人送蔗到蔗林，蔗多了，机器下来，不晓得就把手压断了，不知能好不能好。生病的人，无重病是要打要锁脚的，必得告之两回病重，才许进病房，扣工钱。每月四圆，是银纸。我要买东西，不敢出门，如出门一步，就要锁脚作工，又有黑人跟在后头打，比猪狗不如。晚上就要落木闸，锁脚了。买东西有人来卖，我四圆一个月，只是添补米的。米是黑人出去买来卖的。”

杨启荣供：“年二十九岁，安徽怀宁县人。同治五年，因跟蒋抚台营到广省，撤退后流落广东，有张姓叫我到船上作火头。我无事，就跟他到澳门，不知道他是带上猪仔船，给合同一张，洋八圆。无官问过我看合同，听人说才晓得卖猪仔的事。那时我人地生疏，又不晓得话，无可如何，只得跟船走了。七年十月开船，船上有生疾死，有打死的。船主锁人的脚，又说人闹事，其实都无此事。他用油漆麻绳将皮骨打烂，死的不少。走了四个月，到夏湾拿，就卖到马当萨司糖寮。东家残虐之至，无论作不作，俱要打。受不过，吊死的，投水的，自刎的，都有，都是我眼见的。押在糖寮作了几个月，我实在不能受他的凌虐，我就逃走了。到一小埠工所，作了四个月官工，无钱。是作整路的工夫，也是打。后来又走到庙果岗，作官工整街，七个月无工钱的，也是自己逃走出来。就到夏湾拿鞋铺打工，作了两年，每月十圆。现在已出来一年，作烟仔生意，自己作主，不归东家管的。闻得大人来，特来寓面诉各华工受冤苦情形的。”

沈耀忠供：“年三十二岁，广东南海县人。在洋船作生意，因亏本写田地与人。后娶妻，田地赎不回来，我欠钱。人家又被贼打劫，他就告我。我到澳门卖猪仔，打合同一张，收洋钱三十圆，见过西洋官。同治七年九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格颠剌司火车头。初来开车路一年多，苦的狠，比糖寮更苦。司头尚好，每月四圆，现在九洋银纸。初来开新车路，总管凶恶毒打，工夫稍慢就打，曾经打死两人，投车路压死三人。我一帮二百多人，死了只剩几十人了。我现在不受苦，每月九圆银纸，作了五年，尚未满身。我可以行得开了，作绞水工夫，尚好。特来寓面诉的。”

卢则林供：“年二十八岁，广东东莞县人。同治七年十二月，被人拐到澳门，入猪仔馆，给合同一张，洋钱一圆，见过西洋官。即日开船。船上待人凶恶，有几人因不愿意出洋，被船主打死。到夏湾拿卖入糖寮，东家待我凶恶之至，日夜的打，锁脚作工，晚上又要加锁，不能动，又无的饱。作了三年多，因为受不来，不如死好。锁我的时候，有一个福建人作管工的，叫白人锁，我就拿刀戳他，伤了颈脖两刀，胸前两刀，未曾死。东家送我入监九个月，定罪三年。现在夏湾拿监已坐了一年零三个月，监内作扫地工夫，不苦，比糖寮好。如有人生病，入病房，死了就丢入坑内。是四五个、十几个人一坑。后来用泥拥的。”

沈金奎供：“年三十二岁，浙江会稽人。同治五年，跟蒋抚台^[160]到广东，后来勇散，就跟湖南人卖猪仔到澳门，打合同一张，收银八圆，见过西洋官。三月开船，六月到夏湾拿，即卖入此地糖寮。待人凶恶，常打，我作杂工。同我一帮来三人，打死一个，江西人名亚满。每日作工，丑正开工，作到子正歇。一日三餐，粟米粉、蕉子并一小碗米饭，食不饱。作了五年，每月四圆银票。糖寮内有店，如买物不准出去，俱在糖寮内，价钱比外间贵一倍。又有监房，无力作工，就进监锁脚。生病的人是打，又收监锁脚。每月所给四圆，并非银票，乃是糖寮内牌字，不能拿出去用的。此糖寮是科垄属下，名夫厄虏厄底古巴。”

袁阿英供：“年三十一岁，广东番禺县人。本在抚标当兵，因同结拜兄弟谢阿狗到澳门游逛，我落船，他就去了。船上给我合同一张，银八圆。起初我不知道，上船才晓得了。同治七年正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糖寮。司头凶恶，每日打人，管工的打的更甚。我是作过戈什哈的，不能作工，所以受打更多。他的规矩，日夜作工，无的食。作了三十五天，真受不下去。共二十人动手，斩了总管白人，番官就将二十人提出，收监两年零七个月，然后定罪，要坐八年监。十一人回糖寮，死了两人，七人在此夏湾拿监，又已经三年零两个月了。监内派卷小烟，我一个礼拜卷三捆半，可得半圆。在此地比糖寮好，有的食。如卷烟不足三捆，打十二棍，例只三棍，管监人打十二棍。此监内管监官待我们尚好。”

谭连进供：“年三十四岁，广东开平县人。我在家作小生意，被李阿达新宁县人骗到澳门作生意，我就跟到澳门，送入猪仔馆。我等他不来，不准出去，后见番官打合同一张，收银八圆。同治七年十月开船，船主不好，有人说要闹事，船主晓得，剥去衣服，用麻绳绑住，打死四人，我记不得是何处的人。到夏湾拿，卖到马当萨司糖寮，待我凶恶。初作时，吃了两个月米饭，后来就一日两餐蕉子、粟米，寅正作工，到子正歇。无论作工好坏，均要毒打，我至今身上犹有伤痕可验。我一帮三十八人，作了两个月，就死了十一人，吊死、投水死、食鸦片毒死的都有。作了六个月，我真不能受，就走了。捉到马当萨司工所，作了两年，无工钱，又锁脚六个月，后来就由工所立合同两年，每月八圆五角。作完了，叫我又立合同，我不肯，就走了。后来被人捉到科垄工所，已四个月了。”

袁阿安供：“年二十七岁，广东东莞县人。我帮父亲在香港做小买卖。同治七年正月被东莞林阿炳骗我下船到澳门，带入猪仔行，关了一日，逼我见西洋官，打合同，给银八圆，未读合同与我听。拉我下船，即开。我在船上，头人叫我洗船，说洗得不好，打得皮裂血出。到夏湾拿三十余日，将我卖入糖寮，止食粟米及蕉，不能得饱。每一日夜，止得睡一个半时。管工刻毒，以打人为乐。我被日间锁脚做工，不知几遍周身皮肉时常打烂。我同帮因受苦难挨，自缢死二人，有新会人阿炳自刎，医了半年方痊，又有数人打伤，抬入病房。我们十九人，俱因时受苦，一日总管又任意打人，我们相劝，他拿长刀要斩我们，大家回手，用锄头将他打死，东家将我脱了衫裤，锁了手脚，打了一日一夜，送去坐监三年。又送来夏湾拿监房，锁脚整街三个月，闸回监房做小烟，限每日做二千五百二十枝，做慢的用棍重打，或六棍，或十二棍。我屡次心痛呕血，医生不准我入病房。每日食粥两餐，不能得饱。我闻得仍要四年零才满，满后仍要押回原糖寮做满八年。将来总是有死无生了。”

邓阿星供：“年二十七岁，广东三水县人。我作手艺，被梁姓叫我到澳门作工，不料带进猪仔行，打合同一张，给银八圆，未见西洋官，巡捕拿去一圆。同治七年开船，船上炮打死三十人，皆是不愿意来的，船主说人闹事。到夏湾拿，卖入萨故阿属下格必多里阿糖寮。我一帮二十五人，打的不少，作了六年，死了一人。每天绞蔗时，寅初开工，到子正歇。不绞蔗时，寅正二刻作起，戌初歇工。每日食蕉子、粟米、咸牛肉，一礼拜有两餐饭吃，约有六两米，食不饱，拿工钱买着食，一圆买米六磅。糖寮内有监房锁脚，我锁过一个礼拜。管工白人常打的。为作工牛走得快，撞着树，撞折了牛角，就锁脚。我见有两人被牛车压死，有吊死的，为作不得工夫就走出去吊死的，是林姓，南海县人。礼拜日巳初歇工，锁住门，不准行走，出恭都不准去。一房有三十人，就是睡觉的房，一床睡三两人都有的。”

陈阿育供：“年二十八岁，广东归善县人。因邻居萧阿金约我出门作生意，我有银匠手艺，约我到省城，不料他带到澳门增祥泰行，见过西洋官，给合同一张，银八圆。同治七年二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入格颠剌司属下夜司必朗萨糖寮。东家好，总管管工凶恶的狠，时常毒打。作工是寅初作到子正收工，割草时，卯初作到戌正歇。买东西俱在糖寮内铺子里买，贵的狠，因为一出门就说我们逃走，就锁脚，打的毒的狠。平常是食粟米、番薯、干牛肉，或一月或几日食一顿米饭不定。食的不饱，自己可买米添食，每二十五磅米银五圆，计每月四圆可买米食十二天。真是苦极了。我愿在中国讨饭，比此地好，就是积聚不起川费来。满身纸、出港纸，均要花费几百圆，所以不能如愿回去中国。”

曾阿胜供：“年二十八岁，广东韶州府人。我有本家曾圆福叫我出洋打工，可挣多钱，就带我到澳门进猪仔馆，打合同一张，收洋钱八圆，有洋官问过。是同治七年十二月开船，船上待我不好，因为拐来的人都不愿意，在船上吵闹，船主就用炮打死，及投水死共六十人。到夏湾拿，卖入糖寮，待我凶恶，日夜作工不歇，凌虐之至，万不能受。作了几个月，我就逃走了。后来官捉我押回糖寮，做了两年，我就同中国人口角，那个人先用刀斩我，我背上受伤，我就用小刀戳死了他，东家就送我坐监。坐了一年，定罪坐监十年。我在夏湾拿监坐了一年零三个月了。此地比糖寮好些，我一个礼拜卷三捆烟，够交了。生病的报病，必得病重，方准入病房。监内人死葬埋，我不知道。”

朱阿瑞供：“年二十五岁，广东新会县人。我作杂货铺生意，后到澳门作工，有名大郎神约我到新加坡，我带有行李盘川，同治七年二月开船。我有钱，想赎身，因为已开船，无法了。船上水坏，又锁舱，不得出来，闷死、生病死、打死的人多。到夏湾拿，卖到格颠剌司属下三安多里婀糖寮。头几年苦的了不得，总管待人凶恶，后来斩死过管工，现在略为好些。我一帮五十多人，卖到此地都是有病的，来此医好。现在死了十几人，有病死的，有跳下烧煤火炉内死的。打死过一个人，我都记不得姓名了，是木棍打死的，因抓蔗皮抓不动，打断三条骨，到病房十五分钟就死了。我作了五年零八个月。此糖寮内有监房，今朝都放了。我现在每月四圆银纸，不够添补衣食的。人死了，就连衣服埋了。此地共有一百多中国人。”

刘阿文供：“年三十五岁，广东新宁县人。我当勇撤散后，有唐阿英骗我说，招人打曹冲，就带我入猪仔馆，不准出来。同治七年二月开船，船主不好，锁死、打死及不开舱门闷死的都有。我到夏湾拿，在病房医五六个月，医好了，卖到此地糖寮。待我不好，打锁是常事，昨日晚上才放出三十个来。总管凶横的狠，无的饱。前几年我告过官，不准。回来就锁了三四十人，锁脚作工三个月，又扣工钱，是西马虏聂些小官来锁的。每天食粟蕉、干牛肉，每日皮鞭不离身，遍身打烂。我作五年多揽蔗的工，同犬马一般，一日夜只歇一个半时辰。最难是食不饱，只管作工，如何有力？现在无蕉，只食粟米及米饭，不得多。每年两套衣服，一顶草帽。我买东西吃，总是用工钱添补，在糖寮内管火食人处买，贵的狠，一钱四分银只买十二两米。此处是格颠剌司属下糖寮，名三安多里婀。”

梁阿贵供：“年二十六岁，广东番禺县人。同治七年，被上番禺陈阿德邀我到澳门打工，不料带入猪仔行，关住三日，逼见西洋官，打合同一纸，给银八圆。十月开船，约走六个月零，八年三月到夏湾拿。船上待人不好，无水饮。到夏湾拿住两个礼拜，卖入糖寮。东家刻薄，每日两餐，发生蕉两三条、干牛肉一两，挨饥受饿。每天寅初起工，作到子正歇，作工稍慢，必打得半死。我离糖寮已将五年，皮鞭痕条条在背，可验。我同帮新安曾亚苏，也受虐不堪，屡被打死复生。八年五月间，天气热极，不敢停工，总管仍赶来说做工不好，将两人毒打，一时气极，用锄头将他打死。东家将我送交地方官，转送萨故阿官问过，现在萨故阿坐监五年余，不知何时才满。监内稀粥六勺，可半饱，亦不派别项工夫，在监内不闹事，亦不打锁，比之糖寮脚闸监房，已好多了。”

莫阿冈供：“年三十一岁，广东高要县人。我于同治七年到澳门觅工，有猪仔头给我银，到猪仔摊赌博输了，要我卖身出洋做工，拉见西洋官，打合同，无银给。我下船即开，到夏湾拿三日，将我卖入糖寮。东家及管工俱系恶毒，食仅薯粟，不能得饱。绞蔗时，丑初做到亥正，不绞蔗时，寅初做到戌正。寮内用牛皮鞭时常打人，我在寮一年，亲见挨打受伤寻死的，自缢三人，食烟膏五人。我同帮五人，因屡受管工凌虐，已打得满身伤痕。有一日在蔗田，又将我们毒打，大家拼命回手，用锄头将他打死。司头将我五人送格颠剌司坐监八个月，又将我送夏湾拿定罪，坐监十年，现在已坐四年半。在监带脚链四道，管监官派做小烟，一礼拜要交三捆烟，约一万六千枝，日夜须要赶工，交不足数即打。食稀豆粥，不得够饱。此处做工，比之糖寮少雨淋日晒，至受气均属一样。我在中国也曾到过上海、福建船厂，见中国待外国工匠讲情讲理，不意中国人到外国做工，要这等凌虐惨毒。”

叶阿灵供：“年二十六岁，广东新会县人。同治七年二月，有同邑朱村阿黄叫我到澳门觅工，到鸦片烟馆说出洋做工，拉见洋官，打合同，给银八圆。三月开船，船上有一人跳水死。到夏湾拿，卖入糖寮。总管凶恶，每天寅初起工，做到子正歇。每餐蕉子三条、干牛肉一块。绞蔗礼拜不歇。糖寮监房一间，不如总管意的人，皮鞭木棍乱打，有理无理，俱不问。同治十年时，有黑人斩死一华人，黑人系东家极爱的，私抬去埋，经华工查见，东家对官说将华人拷打，诬为华人打死定罪，有七八人监禁。我在糖寮受打、受锁、上脚闸，不计次数。每见打人，鞭打得半死，锁颈锁脚，仍打着做工。前年九月，因东家侄子有店近在糖寮，夜晚失物，赖华工偷窃，将潮州亚富锁脚，每夜丑初即押令开工，仍跟住拿棍将头打破，我同帮七人忿极，将管工斩伤。东家报官，捉我七人定罪。自前年九月在格颠剌司坐监起，闻得还要六个月才满。潮州亚富已先放回六个月了。又闻得总管已经换人，或监满东家要回糖寮，或发入工所，未定。监内稀粥每餐一碗，面包一个，仗做小烟挣得些钱，补贴饭食。初入监时，监头要送钱，或一圆或数圆，若无银，则要挨打。我带病入监，未曾送银。”

何阿发供：“年三十一岁，广东南海县人。同治七年，我在香港佣工，有同邑崔盛诱我说到夏湾拿整时辰表，工价甚好。我因曾到过花旗英国，不怕飘洋，想不到崔盛骗我做猪仔。九月同到澳门，上佛兰西夹板船，并无合同，亦未上岸见洋官。十一月开船，船上水饭不足，船主打死三人。到夏湾拿，住在卖人行，每日亦派作工，住了四个月，卖入科垄所管糖寮。东家系英国人，待人甚好，派我看糖寮铁器。不到两年，东家回国，将糖寮卖与本地人，待人刻薄，日食两餐，皆系包粟。丑正开工，做到子正，连食带睡歇不到二个半时辰。起身稍迟，行路快慢，俱要鞭打，系大条生牛皮做的，打人无不皮裂血流。糖寮内监房一间，锁颈、锁脚、上脚闸者常满。我有内伤病，被打最多。我在糖寮亲见广东人张阿旺因受虐难堪，自缢身死，又广东琼州有两人食烟膏身死，我被打不计次数。有一总管将我同帮连日打得太毒，并拔出长刀要砍，众人因回手将他砍死，我手上头上俱被他砍伤，现在疤痕可验。东家将我同许光等三人送官，收格颠剌司监，定罪要坐监八年，现已入监三年余了。监中每日两餐稀粥、一小碗面包、一个干牛肉一两零。在监做小烟，约挣得工钱六七分，帮补衣食。监中并未挨打。我监满之后，东家要我回糖寮，亦未定。”

黄秋泰供：“年三十八岁，广东高要县人。从前作裁缝的，有一人约我到船上做衣服，到船上就不准上岸，后来给合同一张，洋钱八圆。同治七年开船，船上投水死两人，打死三人，是因为有人说他们要闹事之故。有许多人打的狠重，后来不能坐，饭食不饱。中国医生通事狠不好，常需索我们的钱，如不肯给，就告诉船主各样谎话，虐待我们。在夏湾拿一个月，卖与糖寮，是二十大金，每月工钱四圆。病了不能作工就打，如说饭不够也是打，常时不为事打。日食粟米、蕉子，作工寅初到子正，礼拜同。不绞蔗时，作到巳正，不作夜工。我作了五年半，后来卖与马当萨司糖果铺。我家中有兄弟，有亲戚，都不知道我来。我有一个儿子在澳门，我不知是活是死了。我仍有两年零一月，就满合同期限了。”(www.daowen.com)

陈阿明供：“年二十八岁，广东澄海县人。我作麻绳生意，有人约我到日斯巴里亚属地作工，可有多钱，我们有几个人跟他上船，到澳门见西洋官，立合同，收银八圆，合同未解说与我听，我认不得字。同治七年开船，船上有几人因船主疑他们要闹事，打死的，一人投水死，通事告诉船主说他们要闹事，是假的，因此就待我们不好了，常打。到夏湾拿卖与那司格阿里亚司糖寮，先收四圆五角一月，现在收六圆六角。作工总不论好坏，就打，饭食不饱。作工寅正二刻作到子正，礼拜同，不绞蔗作到辰正，不作夜工。现已作了五年多。东家不知如何，一年只来一两次。总管不好，小事就常打的。我到此失火两次，一次是三年前，一次是两月前，不知道如何起火的，有两人锁住，因二次失火，疑是他们放的，我见打的狠重，我身上也有伤痕。”

林锦供：“年二十六岁，广东揭阳县人。当勇的。所有的钱都赌输了，怕回家，就搭小船到澳门，进照合行，五天后见西洋官，立合同，解说与我听，给洋钱八圆。同治七年二月开船，到夏湾拿十五天，卖到糖寮，是二十个大金，每月工钱三圆。待我不好，管工中国人的常打，饭不好，不够食。作工寅正到子初二刻歇，礼拜不停。不绞蔗时，不作夜工，礼拜作到巳初。作了九个月，我们六个人打死管工的，东家晓得，拿住送到官。东家先告诉我说，你如说是一人打死，我给你十块大金。我就答应他，我说一人打死的，他不给我钱，就定罪坐监八年。先坐了十四个月监后，送到夏湾拿监内，坐了四年。监内卷小烟，一天限作两千五百个，作的多即照给钱，饭不够食的。此地与糖寮相等。”

张阿二供：“年三十二岁，广东化州人。我父亲是在本州管收田亩捐的。有人约我上船作工，每月四圆，我跟他去，带我到澳门，先告诉我第二天要见西洋官，如问愿意出洋不愿，就说愿，我们两人一同去，可得四圆。我就答应，见西洋官后，带我上船，我想不到是出外国，又不知道夏湾拿在何处。先给我银八圆。同治七年十二月开船，同我来的人就不见了。船上有一人投水死，未打我，有好多人因吃烟受打的。饭食的饱，甜水不够。到夏湾拿住了一个月，卖入糖寮。我一帮三十人，每人卖二十二个大金。总管不为事常打，常用马鞭或粗藤棍打。每日食粟米、干牛肉，可将就够食，就是食不惯。我作了四年半，真受不来毒打了，就逃走到格颠剌司。后来用三十圆买了满身纸，有时作裁缝，有作瓦匠，一月有十五圆二十圆不等。我总怕东家寻着了。我爱赌钱，又吃鸦片烟工，无余钱。我家里有好多人，我欲回去。我每月买白鸽票，我等赢了钱，就有盘川回家。我在格颠剌司住，地方待我还好，黑人常凌辱，常打我们。前几天有中国人被黑人打死，抢了他的钱去，后来拿着下监。”

陈阿睦供：“年三十二岁，广东潮阳县人。本在盐船做水手，装了一船盐到澳门卖，有一日在街上遇着一个同乡，叫我替一个生病猪仔顶名打合同，落船两三日，就将我换回上岸。不料我落船后，他再不来，我亦未收到银。于同治七年十月开船，到夏湾拿，就在船上将我卖与马当萨司属下雅么里亚糖寮，每月工银四圆，病日照扣。糖寮内待我十分刻毒，时时挨打。因去年打得过重，就到地方官处告他，东家送地方官银，将我带回，锁了脚几个月，待我比旧时更恶。我亲见工人好些个自尽死的，都因是受苦不过。食不得饱，每日寅初就要开工，做到子正才歇，内歇一时食饭，礼拜日一样。中国工人死的，埋无棺木。”

麦泰常供：“年三十五岁，广东东莞县人。从前在香港作银铺生意。同治七年，有人请我上船看银子，后来不许上岸。十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马当萨司属下敢勒写别西恩糖寮。绞蔗时，每日寅初起身，作到子正歇，礼拜不歇。不绞蔗时，作到戌正歇，礼拜日作到巳初歇，后又酉初起作到子正歇。食的是番薯、粟米、蕉子、干牛肉，每隔四天有一碗米饭。二年两套衣服，一顶帽子，一床被，无皮鞋。不许出糖寮地界一步，如私自出去，拿住带链作工。如买物，必须在糖寮铺内买，铺子是东家开的。我病了三次，病房内待我不好。我来此一帮共四十七人，现在存十九人，死了十八人，吊死二人，一人是自刎的，逃走七人。我自到此，计算死了约有六十人，去年逃走有三十多人。我们华人常被打，管工有黑人有白人。糖寮内有监房，华人常收监。我们带锁链，仍然要出去作工的。如能回中国，讨饭都欲意的。”

刘阿贵供：“年三十岁，广东归善县人。我作肩挑小本生意。同治七年，有邻人郭阿石告诉我澳门有事做，我同他到澳门，他带我入猪仔馆，住六天上船，船上给合同一张。住十天，不能逃走。三月开船，食的与水够，不闹事不打。到夏湾拿卖到糖寮。我一帮共四十人，在糖寮三年，每天寅初起身，作到子初歇。不绞蔗时，日落即歇。有些少错处，打的毒。同帮有六人吊死，因为打的极重，他们无指望，不欲生了。一日三餐，食的是番薯、粟米、蕉子、干牛肉。睡的地方不好，夜里总要反锁门，一屋内八九十人，一人所住的地方不够一人睡。病了仍然锁住，有药有医生看视。过了三年，我同两人恨管工的洋人，因为常欺压我们，我们就拿刀扎他死了，立刻有白人看见，就拿送马当萨司地方官。我在地方官面前都认了，先坐了一年监，后定罪坐六年监，送到夏湾拿监房。六年满了，仍送回糖寮，此时已坐了将近两年。我向来会卷小烟，每礼拜要做一万五千个。从前如作的多，每五千零六十个给银六角，我可做二万二百四十个。我现在病了，吐血，只能做足额数。若作不完，打我，若管监官在旁，打的尚轻，若是烟作卷烟管工作主，我们受打的更重了。食的是粥与干牛肉，一日两顿，另外每顿一个小面包。”

杜义供：“年二十四岁，广东嘉应州人。有人拐骗我到澳门，带我进猪仔馆，见西洋官，立合同，收洋钱八圆。同治七年二月开船，船上死的人多都是因为水与饭俱不够之故。到夏湾拿，卖与格颠剌司属下三安多里婀糖寮。食不饱，无米饭，作工极苦。我因为当初不能赶牛车，锁过几次，常打。我见一个年老的人被管工打了三下，肋骨打断，即刻就死了。有多人在病房死的，有许多逃走的，都是为待的太酷的原故。后不许出门，如要出去，就打锁了。买东西总在糖寮内铺子里买，价钱狠贵。绞蔗时一日夜歇二个时辰食饭睡觉，礼拜不停，不绞蔗时多歇一二时。我受打过三次，因未听见总管叫我，头一次十二下，第二次六十下，第三次一百多下。”

吴金供：“年三十二岁，广东惠来县人。在家种田的。有一天我在茶馆睡觉，忽有人来捉我去上本地船，送到澳门入猪仔馆，住了二十天，见西洋官，立合同，收银八圆。同治七年三月开船。船上好，食的够。到夏湾拿六个月，卖到糖寮，十八个大金。每月工银四圆，待人不好，饭不好，又不够食。作工寅正作到子正歇，礼拜不停，无分绞蔗不绞蔗，常年如此。我作了一年半，有黑人管工常打我，有一天我们十人定见用割蔗的刀戳死了他，自己禀官定罪，坐监十年。在马当萨司监内六个月后，送到夏湾拿监坐了三年零四个月。在监内作小烟，一天限作半捆，约二千八百个，不足数就打，饭不好，又食不饱。在此地与糖寮相等。”

刘应发供：“年四十岁，江西会昌县人。在家作生意。因为亏本，到厦门猪仔行，见西洋官，给合同一张，注明五年满身，给银六圆。同治八年三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入格颠剌司属下夜司必朗萨糖寮。总管不好，因为不食粟米饭，用两条大麻绳打，有广东林添因受不过投水死，平常俱是牛皮条鞭打，百般毒虐。作了四年半，欠六个月满身。我们的合同原来是五年期，初到时东家收了去，不知何意。每日寅初二刻上工，作到子正歇。日食三餐，粟米、干牛肉。作工时，打的时候多，生病不准报病，倘或送进病房，不准人看，按日扣工钱。糖寮内有店，是东家开的，买物不准出去，就在本处店内买，价钱极贵。尚或出界址一步，就说逃走，拿回锁脚镣作工，仍要逐日鞭打，受的苦真说不尽。”

张泰隆供：“系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人。同治三年往咬唠吧城，由三吧垅过南望，往来贩米，运吧贸易。同治七年，有一夹板船由澳门装华人五百余，要往夏湾拿，到吧城添采薪米。驶出直安，也遭风将船打破，船主同五百余人登吧然吧，玛腰与船主约定两月之期，返澳整船，来吧配运。不料八九个月未见船来，玛腰禀吧王云，此唐人不听吧规矩，拿二百七十六人禁在吧罗，访择有夹板船将此二百七十六人运到夏湾拿。因船主要寻一识吧语人通事，每月工银四十圆，并给有吧城文凭执据。同治八年十月初旬，在吧开船，至九年正月到夏湾拿。途中水药不足，死一百二十余人。船主令我押所剩一百五十二人，登西炉卖人行，将我亦禁在行中。三日后，有一番人与我坐车来城中番屋，云‘船主已将尔卖与我八年为奴’。我初到，人地生疏，不能出入，无可呈告。买主逐日殴辱难当。次年五月，迫逃出城内，被买主拿回，刑罚锁禁。叨蒙邻居万有生可怜，往向买主哀求脱禁，保我作有生之伙计，订定每月要纳银一十二圆七角五分，系将金钱折算，不得交纳银纸。我已照议，纳银三年有余，含冤负屈，无有了期，凄惨莫甚。我现居城内，街名明那喌厝一十二号。”

陈乙有供：“年三十一岁，广东新安县人。向做行船生理。同治八年，有咇噜船在香港招人，给我银十五圆，并无合同，说出洋每月可得银十余圆。上船即开，记不得月份，驶到咬喀吧遭风，船破上岸，住了一年，后换船到夏湾拿，住一个礼拜，卖入那司格阿里亚司糖寮。计同帮一百余人，一日三餐，两餐有饭一盅，余系包粟，皆不得饱。自己将工钱买食贴补，才得度命。总管刻毒，动则用十余斤重铁链锁脚，打人以五十板为度，伤的甚多。我亲见自刎二人，医好一人，又自缢死三人。我屡被他将腿肉打烂，伤痕请验。现仅做了三年零，不知八年如何得过，又不知八年后相待何如？想到此间，日夜流泪。寮内失火二次，我皆同众人救火，总管疑有放火之人，查了日久，全无凭据。如何起火，至今实不知道。”

欧阳唐供：“年二十六岁，广东香山县人。因与叔父不睦，不敢在家，有人劝我出洋，于同治八年十月在澳门落船，船上水饭俱不够。到夏湾拿住了三个月，被卖入糖寮。食的只粟粉、番薯，亦不得够，工夫又重。寮内时常锁脚打人，我做了五个月，因管工的无事亦频频打我，问他何以如此打我，因找问他，又打。我被锁脚做工一年半。待别的工人也是如此。到第三年时，有一个潮州人，被人说他偷窃，锁脚做工，脚链太重，行不得快，管工的将他头颅打破流血，他同管工的相打，管工的拔出一把刀扎他，我同五个工人在旁看见，我们就来救他，拿锄头打管工的，倒地抬回，我们送官问罪，坐监两年。现在格颠剌司监房监内，食不饱，每日只番薯、面包。”

林阿胜供：“年二十五岁，广东饶平县人。本做田工。因为赌钱，被父亲打，搭艇走出澳门，被人拐骗我入猪仔馆，说是做拣茶工夫，不料即时关禁，不准出来。住了两个月，未曾见西洋官，签合同，到船之后，方给我合同一张，并无银给。于同治八年三月开船。船主不好，时时打人、踢人，食又不够。我到夏湾拿猪仔馆住了两个月，被卖入糖寮。每月工银三圆。绞蔗时，寅初开工，做到子正，内歇一时食饭，礼拜日一样。不绞蔗时，无夜工，礼拜日从巳正作到酉正。寮内待人不好，食又不饱。我做了五个月，我们六个人将锄头打死一个管工白人，被送与地方官定罪，将三人用洋枪打死，我们三个定罪坐监十年。已在故阿那海坐过三个月，又送到夏湾拿监房，现坐约有三年零四个月了。监中派做小烟，每日限做二千五百支，交不足数即打，若能额外多做，自己可得些工钱。监内食的不好，也不得够，与糖寮同样。”

林阿兴供：“年三十四岁，福建诏安县人。本做水手在外。有一日想回家，到半路遇着一个人，说他有艇仔，可顺便送我回去，不料下艇是驶出澳门，拉入猪仔馆，关住三日，逼见西洋官，打合同。我见西洋官时说不愿，就拉回被脱去衣服重打，只得签名，收银八圆。于同治八年十二月开船。船上待人过得，食亦得够。我到夏湾拿，被卖入科垄属下夫厄虏厄底古巴糖寮。初时每月工银四圆，现时每月银纸五圆，比从前四圆现银少。寮内待人不好，时时叫快做工，跟着随手就打。管工个个手里拿生牛皮鞭，任意打人。一日三餐，是蕉子、包粟，也有些饭，都不够饱。每日寅正开工，做到子正，内歇二刻食饭，礼拜日一样。我父母止生我一人，我至今不知渠死生，渠也不知我下落。我家中也有妻子。”

许阿湘供：“年三十五岁，广东开平县人。本做染工。被人哄我往澳门，说工钱可赚多些，我一到澳门，被带入新财合猪仔馆，住了十二日。馆中头人叫我去替病人立合同，落船一日，第二天即带我上岸。我因误信他话，见西洋官，打合同，收银八圆，衣服两套。不料落火船后，不来带我。同治八年十月开船。船上除坐监之外，每人一日准上舱抖凉两遍，虽准上舱，仍死多人，皆因气郁及无鸦片烟，又因水不够，常被锁打，并疑他们要闹事，打的狠重，锁住带链子等情节所致的。我到夏湾拿猪仔馆，住五个月，食没得饱，做工无工钱。后来被卖入糖寮，同帮三十人。绞蔗时，寅正开工，做到子正，内有一时二刻食饭，礼拜日一样。不绞蔗时，寅正开工，做到戌正，礼拜日做到巳正歇。食不够饱。我在监房，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叫李阿流中白鸽票，赢得三千圆，有一千圆寄放东家处，其余自己带着。他常同黑人一帮做工，有一日中午时候，有黑人问他借钱买烟，他开了银包取银，被黑人瞧见包内有金钱，走去说与一个黑人名加打哩知道，他是东家所包黑女人之弟。是晚，不见李阿流回来，总管查问，未知踪迹，就不问。大众闻得，有人看见李阿流有金钱，疑他被人谋害。过了几日，我赶牛回寮，遇着一个姓李的对我说，闻得不远有小树林，内有臭气，又见好些红头雀飞来飞去，真觉奇怪。我回寮转说与各朋友听，有何章友走去，看见李阿流的帽在地，回来告诉总管。他带四个人同去树林内查着，不多时查着李阿流尸首，到附近小埠地方官处告知，同兵役来叫中国工人说与他听，个个都说不知。官又问谁觅着尸，众人话我说起。东家遂嘱何章友证说是我斩死李阿流的，许他六个大金，并给满身纸，又送与川费回中国。何章友一时动念，遂向官说见我斩死。后来众工人见我受冤，就一同递禀，官再叫何章友审问，何章友认出所说本是虚的，因人许他的钱，所以说一段伪话。官临去时，吩咐众工人说许阿湘已经打死了，你们可说他杀李阿流就是了。当下姓李的就说不是我打死，立刻被东家绑住，毒打一场，身上都烂了。众人看见骇怕，不敢说不是我斩死。此事未经审过，我业禀诉地方官两次，官说已禀报西班牙祖家了。何章友如今亦在监中，请问便知。”

以上同治七年、八年华工口供。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卢文迪、陈泽宪、彭家礼合编：《中国官文书选辑》，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