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阿美供：“年三十一岁，广东番禺县人。我在家闲住，被麦阿彦骗我到澳门入猪仔馆，叫我顶名，有几块钱赚，我就到澳门，打合同一张，收银八圆，他拿去四圆，见过西洋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开船。船上两人投海死，因听见此地待人凶恶，他们就寻死了。到夏湾拿卖入科垄属下夫厄虏厄底古巴糖寮，东家待我严恶，总管凶横。我是作木匠工夫，是常挨打。现今这一次，我就被他打伤了。报病有时也准。我是卯初上工，作到子正歇，与作田的仿佛。此地中国人死了无棺木，黑人死有棺材，我是做糖箱及打棺材的工夫。食的是粟米粉、蕉子，又每人派米三两，总不得饱，不知受苦到何日为止。”

陈阿三供：“年二十六岁，广东东安县人。因客家作乱，到省城跟卓兴大人当勇，撤散后遇见天坛圩人朱阿八，骗我到澳门打工，同他去进猪仔馆。我晓得不好，我不愿去，他要推下海。同治五年九月打合同一张，收银八圆，未见过西洋官。十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糖寮，待人不好，总管打人毒的狠，东家过花旗了。日食两餐，番薯、蕉子并一小碗饭，一日夜食饭睡觉共歇三个时辰。凡作工在总管面前就打，不为事由，一味任性惨凶。因受不过凌虐，有吊死，打死，食鸦片烟膏死。我们一帮六十人，现死了二十多人，又打伤死的极多。作工三年零七个月，因为东家走了，管工白人有一天打伤了我们七八个人，是锁脚用棍撞伤，又用刀斩我们，我们真受不过了，与其被他杀死，不如拼命，大众用锄头打他，就打伤他，过了七天，白人就死了。后来拉了七个人送到格颠剌司监房，其余之人在糖寮锁脚作工，并无工钱。七人定罪坐监五年，已坐了两年，打伤病死了一个，现在六人在监内卷烟，一礼拜卷两捆，每捆六角。监内有豆粥、面包，食不饱，自己卷烟添饭食。在此地比糖寮好些，从前打，此时官好，不打。”

韩庆铎供：“年二十六岁，广东番禺县人。同治五年，有本家兄弟韩阿槐，叫我到澳门打工，打合同一张，收洋钱八圆，见过西洋官。十二月开船。在夏湾拿卖到糖寮，待我不好。日食粟米三顿，打的毒的狠，身上打伤了数处，请验。作工一日夜歇两个时辰，我作了六年零十个月，不准出街。今日知道大人来，我们偷出来寓叩见大人的，就是回去锁打都未定。我糖寮八十四人，因为待得十分凌虐，故来禀大人求救的，现在科垄属下糖寮。”

陈其光供：“年二十五岁，广东南雄州人。同治五年九月，有陈满韶关人叫我到省城作工，后来不晓得到澳门，入猪仔馆，见过西洋官，给合同一张，收银八圆。十一月开船。船主不好。有人因为不愿出洋，剪辫不服，在船吵闹，立刻打死，是嘉应州人。其余之人绑着，打到肉烂，不能出声。我到夏湾拿卖入本城作侍仔，后来转卖糖房，先时东家待人凶恶，黑人管工常时打，总管白人亦常打，任意凌虐。作了七年，本年就要满身。每日两餐，饭食得饱，寅正起工，作到子正歇，礼拜作到巳初歇。每月银纸五圆。我见头两天有黑人杀死中国人，为抢中国人的钱，死的人我不认得。现在管工黑人、白人依然照常打。我是在格颠剌司糖房，特来寓面禀受虐情形，求作主拯救。”

张语供：“年二十七岁，湖南长沙府善化县人。堂叔丁酉科举人张如兰，我曾跟随进京，后来跟杜学台到广东，因为同事不对，辞出住在客寓，遇三水县刘福，亦系做跟班的，说同我上虎门同知衙门找个门路，不料下船即将我带到澳门仁合猪仔馆，哄我到西洋处顶名，合同如何，并未读与听，亦未叫我画合同。下船才交合同一张，并银八圆，逼我出洋。同治五年十月内开船。到夏湾拿住一个月，将我卖与本城人家做侍仔，后做火头。我前年拜认契爷，我又有熟人，在衙门照应得有出街纸，出外做工。我愿意剩得几个钱，便回中国。”

甄阿林供：“年二十九岁，广东新宁县人。我在新宁城赌钱输了一百余圆，不敢回家，我自己到澳门入猪仔行，打合同一纸，收银三十圆，见过西洋官。同治五年九月开船。船主待人凶恶。大众上舱寻水吃，船主说人闹事，就用洋枪打死四十人。到夏湾拿卖到故阿那海埠糖寮，日夜作工，睡不得够，食不得饱，日日毒打，凌虐不堪。作了六年，我们有五个人真受不过，只得拼命将管工白人打死，司头就用棍乱打，我们不敢回手，是糖寮规矩。我五人都打伤了，才送到地方官处坐监六个月，定罪坐十年监。送到夏湾拿监内一年多了。他四个人到多罗闸作开山工夫去了。我一人在此地监内，监内规矩，如能卷烟就好，不能卷烟就要送出做整街开山等工。我在此地卷烟，一礼拜可有三捆够交了，如不足三捆就要打的。监内有重病送入病房，小病不准告假的。”

刘光采供：“年三十四岁，湖南临武县人。我在韶关作生意，后来当勇，在蒋大人营内，因撤散无事，被人诱到猪仔行，住了八个月，打合同一张，收洋钱八圆。同治五年二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入马当萨司属下敢勒写别西恩糖寮。我从前初来时，打的凶恶的狠，丑正起工作，到戌初二刻回糖寮，每日食粟米、干牛肉，食不饱。作了七年多，仍有四个月就满工了。我先作山寮工夫，现在作黑人火头，初来的凶打，现在不过勒逼作工，打的轻了。我的眼睛因为人拐我来，我天天哭，就坏了，医生治不好。现在仍有八十个华人在糖寮内，先有一百二十人，走的走了，死的死了。凡人死，就挖坑埋。死的是有吊颈死，有食不饱生病，有受打不过死，各样都有。现在新东家也是不好，凶的狠。每月拿银纸四圆。”

杨阿桂供：“年四十四岁，广东惠州府人。我在惠州当兵，得有六品蓝翎。因在省城领饷有三百多圆，被同事偷了，走到澳门遇见朋友，叫我落船，有人代我打合同一张，洋钱八圆，未见西洋官。同治五年三月开行。到夏湾拿卖到糖寮，一帮三十七人，现在只有十九人，病死、吊死、投河死都有。每天食粟米，毒打的狠，出门一步即要锁脚，都是因受不过寻死的。我在此也是食不饱，东西又贵，每月四圆添食。我在此割草榨蔗，每天寅初上工，作到子正歇。我们作工与人一样，我作了七年，现换的司头仍然不好。从前一天食两顿，有一顿米饭，此时是粟米、番薯，也食不饱，又常锁打。前东家作贼，糖寮归官，官请头人管事，十分严恶，有时路上遗失一两个粟米，被总管看见，就要锁脚了。此糖寮是马当萨司属下，名敢勒写别西恩。”

何阿德供：“年二十七岁，广东清远县人。我是在福山作木匠，有人叫我修船，又有人叫何阿生，就带我上洋船做工，那个时候与曾阿信天天上船，作完工就上岸。我不晓得是猪仔船，作了一个月，后来开船，就锁住我了，不能上岸。七月锁起，在船上给合同一张，不是我的名姓，未给钱，未见西洋官。到九月开船，是同治五年的事。到夏湾拿住了两天，就卖到糖寮，东家住在夏湾拿，待人尚好。前总管好，死了。现在换了总管，不好。食不饱，工夫辛苦，若稍停一分钟时候就打，并用链镣锁脚。如打烂了，立刻用烧酒浇洗，疼入骨髓，仍然做工，不准歇息。总管如此凌虐，东家不知道，有时晓得了，来说总管不当如此打人。总管答应后，东家去了，仍然要打的。一天食三顿，早晚每顿约二两米，中时粟米、番薯等，是派与中国火头煮好派开的。每天寅正作到亥初歇工，内歇半时食饭。不绞蔗无事，歇工锁门。前三个月，糖寮内木作的房地板烧着了，总管问一香山人说他放火，他不认，总管说，既不是你，你交出两个人来就罢了，寻不出就打，寻的出有赏。他就说有阿节，又有一个，我记不得了，他说他两个人放火的。总管就把两个人打烂了，锁在一间房内，不给人看。我晓得说他们放火的人，是与他两个不对的，时常的相骂。二十人今送入山了。我在此地不准出门，天天作工不歇。每月四圆，有病报病可准，是要扣工钱。去年烧蕉，因风吹火的，不是人放火的。此地作工黑人同中国人一样的，黑人是奴，无工钱，可养猪鸡卖。此寮只有二百人了，共总死了八十几人。糖寮名那司格阿里亚司。”

莫荣显供：“年四十一岁，广东茂名县人。叔祖莫超宗贵州候补道，堂兄莫善喜潮州守备，是同治五年在福建协吴其芬处当水师百长，每月约得银十两。我得过保举准先守备奉委香港造船，已经完工。因电白孙亚福与我素好，他系行船，常在澳门，他母亲无钱，常向我家挪借。我在香港搭船去澳门寻他，住了三日，他忽说有几个人下洋船，他适有事，请我代他送行，我信以为然，上驳艇到洋船，洋人即将我押下船舱，方知为孙阿福所卖。我并无合同，亦未得过银钱、衣服等物。我记得系八月下船，约在九月中开船，我下船被其关押，不准出舱见人，心中迷闷，实记不清日期。约到夏湾拿卖人行是二月时候，到了数日，将我卖入科垄属下糖寮，派我作木匠，每月银纸四圆。日食两餐，均系薯蕉、粟粉等物。寅初起工，酉正歇工，比大家好些。如或开工迟即挨打。我比大家少做上半夜夜工。糖寮内脚闸监房一所，总管凶恶，时有被锁在监之人。我八年工满，系今年二月，至今并未得满身纸。我同帮四十五人卖入糖寮为奴，现剩得十二人，皆因凌虐不堪，非被伤病死，即拼命脱逃，我被打已不计次数，幸未闸脚入监。我特来科垄寓诉苦的。所供是实。”

梁阿华供：“年三十四岁，广东开平县人。同治五年，在长沙墟被司徒阿安说荐我到澳门打工，不料带入猪仔馆，关住三日，拉我下船，给我合同，是周阿三名，并银八圆。十月开行。船上待人不好，船主踢死一人。到夏湾拿即卖入科垄属下糖寮。我到糖寮三年，东家通贼，糖寮入官。现新总管较前格外凶横。日食番薯、弓蔗、粟粉，不能得饱。每天丑正上工，做到子正收工，连食带睡，歇不过两个时辰。寮内脚闸监房二间，人数常满。我做工七年零，屡因报病被打坐监，又锁脚做工。我同帮四十二人，投山塘死了二人，被总管打死二人，医生打死了一人。旧年二月，同帮五人因二管工连日打的毒，五人头面已受重伤，又打伤一目，均有伤痕可验。我们气忿回手，将他打死。东家送我们到科垄地方官处收监，尚未定罪。有客家阿晚到监六个月，已伤重身死了。监内日发稀粥，五人一盘，不能得饱，衣服自备，亦无别项工做的。”

林合供：“年三十六岁，广东东莞县人。在家耕田，有李祥也是东莞县人，带我到镇祥泰猪仔馆，未见过西洋官，无合同，给洋钱四圆。同治五年十一月开船。到夏湾拿卖与糖寮，我一帮共三十人，饭有的食，作工苦。每日夜作九个半时辰。工头待我不好，常打常锁，有顺德人李德在糖寮作工九年，剩了七十二个大金，存在管工的手里，有一天管工的把李德在田里打死，埋在田内，有四个黑人帮他的，官员都未知道。我未看见，是黑人告诉我的。我在糖寮三年，我们九人立定主意，就打死他，后送我到夏湾拿监内两年，又送到糖寮作了四个月。总管听见从前打死过管工的，又送到萨故阿监房，又作了两年。如果有四块大金钱，他就放我。监内饭不够食的。管监的罢了。我在糖寮时，有多人自己寻死，又有逃走，又有因病死的，我一帮来的人，只有十二个人还在那里。”

区荣供：“年二十三岁，广东南海县人。同治五年，有人请我到澳门看戏，就带到新合猪仔馆，住了两个礼拜，见西洋官，立合同，给洋钱八圆。九月开船。到夏湾拿两个月，卖到本城住家作侍仔。作了九个月，后来有一次同东家的儿子口角，就锁着带链子三个礼拜，又重打，转卖到糖寮，待我极恶。我不愿在那里作工，总管告诉他，如不愿作工，就要带链子锁了。我说不怕带链子，不怕你拿刀扎我，我总不愿意在这里，所以他就转卖到此地格颠剌司糖房。糖房仍然待我不好，食不饱，工夫又难作。糖房内我晓得有八个人是自己吊死的，前几个月我病了，我告诉管工的，他就打我，后来我逃走了，在外头三个礼拜，拿回带链子许久。”

沈赛供：“年四十八岁，福建漳州府人。在家耕田。同治五年，因贼乱，我到澳门寻生意做，到澳门有人请我在猪仔船上作通事，言明到夏湾拿工银三百圆，二月开船。船到安南国坏了，叫我们另上火轮船，坐到法国地方，名赛哥剌，又换到夹板船上，走了四个月到夏湾拿。船上待人尚好，食的饱。不独工钱三百圆拿不着，又卖到糖寮作了七年，每月四圆，不打，我食的不饱。一日两餐粟米、番薯及大米饭。作工绞蔗时，寅正起身作到子初二刻，礼拜不停。不绞蔗时，礼拜作到巳初，不作夜工。病时照扣工钱。我从前到过哔噜，在那里待华人比此地好。现在糖寮是马当萨司属下，名敢勒写争西恩。”(www.daowen.com)

陈保供：“年三十五岁，广东惠州府人。在东莞石龙墟做鞋，到澳门挑担补鞋，走过猪仔馆，见有所识黄容先，叫我入去顶替船上一跛脚工人名字，做工一晚，给银八圆等语。我即去见西洋官，立合同，收洋钱八圆，即刻上夹板船，我说不肯出洋，即将我捆打，关入船舱。同治五年十月开船。出口一个月，船遭风受伤，进一口门修整，住了七个月。船上因走的日子多，饭水俱不够。我到夏湾拿住两年，卖我入糖寮，每日只食粟米、咸牛肉，狠不够。我做了一个礼拜，因打得极重，就逃走了。糖寮内待各人俱极刻酷，我亲见有一华人被打折两腿骨，又闻得许多因打重痛苦，自刎自缢。又有一帮七十人入糖寮，做满八年才剩二十人。我逃走之后，过了几天被官捉获，送夏湾拿工所做了两年无钱街工。两年后每月发银纸八圆半，现在大约做了五年。我愿意回华，若得满身纸，出外觅得有钱工做，剩得盘川，便离此地，免致日日受苦。”

叶绳祖供：“年二十五岁，广东番禺县人。叔父叶衍兰，系翰林院庶吉士，在京中军机处行走。我因自幼父母双亡，读书又不得成名。同治六年出在澳门，欲觅些小生意，无奈被匪人诡骗，强逼局落洋船出洋，历尽风波，始到夏湾拿。被卖在司马虏聂些埠为奴，挨骂挨打挨饥，苦楚万状。屡次写信求叔父们设法赎我回去，信不得达。现在埠中铺内出入，仍时受番人辱害。特到格颠剌司城来寓面禀冤苦情形，求递信回家，设法拯救的。”

陈阿七供：“二十六岁，广东合浦县人。原做剃头生理。同治六年，在遂溪沙环遇着化州甘村叶六，系金胜彩唱戏武生，诱我教戏，拐我上澳门，进义合猪仔行，拉见洋官。我说不愿去，即要收监，迫我立合同，交银八圆。落船即开行。到夏湾拿卖十九个大金，入马当萨司火车馆，每月关银纸五圆。在澳门领过八圆，第一年即经扣回。做工或日或夜无定。我病三个多月，东家将工银扣去。每年发麻布衫裤二套，不久即烂，须要自买衣服。现病未痊，虽比糖寮做工略好，也是苦极。病无钱医，东家想拉我住病房，但见洋人医法太蛮，华人入病房的，多是九死一生，我情愿自己出外医治。我听见中国官府至，特来寓面禀的。我想叶六拐我，如此受苦，求为追究。”

卜阿厚供：“年二十七岁，广东嘉应州人。同治六年，有兄弟当勇，我寻他去，到省城遇见长乐人黄阿明，他说认识我兄弟，现在曹冲李大人营盘内，叫我同他去，我答应他上船，不知道就走到澳门到新义和，有谢阿钱说，营内打败仗，我可给你八圆，合同一张，见西洋官。同治六年九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科垄糖寮，待人极坏。我一帮六十人，分作三间糖寮，我糖寮内二十二人。有一天有作工的人出恭，时候久了，总管、管工白人叫四只狗咬他的脚，把脚咬烂了，不能走路。作了四年零七个月，东家不见了一个猪，就说我偷他，上我的脚链，带了十三日就生病了，入病房好了。走出来我就与人吵闹，是说我是偷猪的人，同他打，他就拿刀斩我，我接手把他斩死了。他是侍仔。送我到科垄坐监六个月，又到夏湾拿作卷烟一个月，后来又送到格颠剌司监内十四个月定罪，我不晓得坐到何时。监内比糖寮好，我卷烟是每扎六角。”

赖亚四供：“年三十五岁，广东阳春县人。同治六年，被同县八甲周阿六诱我，说，澳门佣工，到澳门即带我入猪仔馆，关了十二日，拉我见洋官，打合同，不准说话，交银八圆，即拉下船。我慌得魂魄不定，到船即病，开船日期都忘记了，约在七年正月。到夏湾拿卖入马当萨司糖栈房，每日两餐番薯，咸牛肉二两。丑正起来做工，到子正歇，食既难饱，精神又乏，做工稍慢，即被用木柴、皮鞭毒打。如喊痛，即锁脚做工，伤痕至少十数日才好。糖房原有监房三处，因屡次闹事，地方官拆去两间，尚剩一间。我记得前年打死一个华人，抛尸下海，洋兵看见捞起，查问知是糖房的，东家说不是，我们皆认得是同帮的人，地方官亦不追究。旧年七月又打死河源县人阿二仔，官叫华人去问，东家不认，推为管工黑人打死，将一黑人坐监。当时证东家打死的，系河源县人阿堂，东家恨他，随后即将阿堂卖入山中糖寮，此时不知是死是活。东家常对黑人管工说，华工只管重打，打死一个再买两个等语。我现已做工六年多了，此一年余，不知有命挨得过否？又不知还再立合同否？日夜忧愁，无计可脱。我又亲见广东人阿田因受痛打自缢身死。又前四五年广东人食烟膏死两人，我如今忘记姓名日期了。我听见中国有官来，我特到客寓面诉的。”

陈学周供：“年三十一岁，广东吴川县人。同治三年，随副将曾敏行当勇平土匪黄阿狂七案，内保举外委，四年平嘉应州发贼案，内保举把总。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由省回家，路经恩平县那龙墟，被客匪掳捉，装到广海卖与猪仔船，驶至澳门，见番官，打合同，不由分说，硬拉下船。九月开船。船上有人因与洋人吵闹，被开炮打死三十多人。我当时跳水，有水手将我拉起。六年正月到夏湾拿，即将我卖与糖寮分班做工，头帮子正做到戌正收工，二帮午初做到卯正。总管时时打人，受苦逃出捉回者锁脚颈，仍要做工，每日打三遍。我做火头三年，认有契爷朋友，帮银赎身出外，做两年，剩有盘川。正欲料理回家，在西路尾忽二兵头出令拿捉华人，我被地保头拉去一夜，次日解监打着做工十三日。契爷用银百五十圆保出，免得再卖入山为奴，回查衣物银两，尽失一空，迫得再回法国司头处打工三个多月。司头死了，我出来，病了七个月。又有美国洋人雇工，现在他处，每月银纸三十圆。若有川费，定回中国。我特来夏湾拿寓面禀的。”

陈观植供：“年二十九岁，广东香山县人。我在澳门作打银生意，有买办六是向来认得的，说到古巴作工挣得钱多，我应允，到洋行内打合同一张，给银八圆，见过西洋官，他叫我顶新会陈亚德的名。同治六年正月开船。船上打死、病死及寻死都有的，是船主不好。疑人反船闹事，无水无饭，残虐不堪。到夏湾拿同我一帮共有一百中国人，卖入糖寮，待人凶恶，常打常锁，视中国人如鸡犬一般。每日寅正起做工至子正，歇睡不到一个半时辰。两餐不得饱，礼拜不歇工。不绞蔗时得歇，一日夜可歇两时。东家嘱总管：只管打中国人，打死一个，再买十个，不必爱惜。我作了两年，自己赎身，共用去三百二十圆，得自己作工夫，每月十几圆，是现银，作田地工，是华人作工头。食东家的饭，尚可将就。前在糖寮内，亲见投糖锅死、投铁榨死、吊死、投井死都有。又有两人锁一链，是因逃走的，仍然要做工，总管依旧毒打，后来两人无法，同投糖锅死，也是亲见的。我现在夏湾拿作打银工夫，是自己做，稍有的钱就回中国。”

沈振国供：“年三十二岁，福建诏安县人。在家打鱼，离汕头不远，遇见有四个人，拿我上本地船，送到澳门，在仁和猪仔馆住了八天，见西洋官，立合同一张，我因无川费，走不脱，逼迫允从，收洋钱八圆，衣服两套。同治六年二月开船。船上待人不好，水手常用脚踢，饭又不够。到夏湾拿两个月，卖到格颠剌司糖房，每月四圆银纸，生病每天扣一角二钱半。待我不好，因小事就打。饭有时食不够，一日两餐番薯、干牛肉。作工是寅初到子初歇，礼拜作到巳初歇。约作了六年，有人欠我的钱，他不肯还，我同他吵闹，他拿出刀来要戳我，我就抓住他的刀，他就跌在地下，刃戳在腰间，即时死了。送我到地方官定了罪，坐监四年。我在格颠剌司监房坐了一年了，在监内卷小烟，有工钱，给饭够，食的不好。”

潘文道供：“年二十七岁，广东南海县人。向在省城茶行做工，有人叫我带各色茶下艇船看样，不料到船即将我关落舱底，驶出澳门，带入猪仔馆，关了七日，逼我见西洋官，签合同，给银八圆，衣服两套，押下洋板船。同治六年九月开船。船上水饭不足，时常有人被打被锁。不久也放我到夏湾拿猪仔馆，住了六日，被卖入科垄属下夫厄虏厄底古巴糖寮。绞蔗时寅正二刻开工，做到子正，内歇一时半食饭，礼拜日不歇。不绞蔗时，无夜工，礼拜日做到巳初歇。现时未满身人，每月工改为发银纸五圆。寮内做蔗田的工人，食都不够饱，做轻工夫的亦略得够。工人不准出街，所有买物，都要在寮内铺中买取。我系派做火头，未曾挨打。我在糖寮，见有一百余工人，因受苦不过，逃走的大约走了十个，捉回一个，被捉回的锁脚重打，夜晚要上脚闸。中国工人死无坟地，随便拉埋，不准别人跟随看埋。我未剩得钱，司头一年给我粗衣两套。我同帮的人，现止剩得十九人了，有两个自尽死，有六个病死，余系走路。我看见寮内管工曾被斩死两个。”

何阿文供：“年二十八岁，广东高要县人。作打铜生意，被人拐骗到澳门，就送到猪仔馆，住了两三日。后来逼我到西洋官处立合同，收银八圆，衣服两套，就上船。于同治六年正月开行。船上食够，水不够。有四五个人被锁，是因为疑他闹事，到埠才放。到夏湾拿卖人馆六日，我一帮共一百二十人，转卖与先辉过司猪仔馆。又住了三四日，卖到先辉过司敢得拉黑亚糖寮。我与三十八人同帮。绞蔗时寅初二刻开工，做到子正，内歇一时食饭，礼拜日不歇。不绞蔗时，寅正开工，做到酉正，礼拜日辰正到酉正，不做工。食系包粟粉、番薯、蕉子，一日十五个人分斤半米食。每月工银四圆，每年衣服两套。总管恶毒，时时打人，无事亦多被打。有时将工人锁脚，并兼脚颈。此间糖寮东家系女人，我止见来过一次。我同帮共三十九人，现止剩得十五人，七个病死，两个走路，三个自尽，四个坐监，有八个带去别处。工人不准出糖寮界址，如买物件，都在寮中铺里买取。中国工人死无棺木，如埋狗一般。在夏湾拿买我时，是脱净衣服，周身摸过验过，如牛马一般。”

梁阿有供：“年三十三岁，广东南海县人。本做火头。同治六年间，因在香港无工可做，遇着一个人叫我到澳门夹板船上做火头。我旧时曾在别人船做过火头三次，是以应承，同他前去。不料到澳门，就带我入猪仔馆，关住三日，勒我见西洋官打合同，给银八圆，衣服两套。派四个人押我落船，船上饭够水不够，每日两次准人上舱面抖凉。有四个人，因疑他闹事，捆绑重打，锁到将到夏湾拿才放。又有两个人，似疯狂病，被船上木匠打死。我到夏湾拿被卖做客栈火头，做了四年。头一年每月工银三圆，以后银纸四圆。我因为说工夫多，工银少，东家将我转卖与萨故阿别间铺头，工钱也是一样，工夫比旧时更多。我有一遍出去，一日不做工，回来被东家割去我一个耳朵，并将我锁住。后来东家有朋友话与东家，听说地方官知道，必定有事，所以又收藏我好几个月。有一日，有官路过，先见我锁脚做工，走近了，又见我少了一个耳，问我缘故。我告诉他，官捉东家连我，押入萨故阿监房。三日之后，闻得东家送了地方官银二千圆，即时放了出去，只留我在监已四个月了，未曾审过。我的银与衣服，都在东家处。我着的新衣服，是昨日发的，因为听见中国官到，我晓得之故。东家送官二千圆的话，系管狱人说与我听的。”

以上同治五年、六年华工口供。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卢文迪、陈泽宪、彭家礼合编：《中国官文书选辑》，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