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滋有供：“年三十四岁，广东石城县人。同治四年，被遂溪陈福生叫我挑咸鱼，担到两家滩下船，不料由舢板送鱼上火船，硬将我押上澳门，拉入猪仔行，逼见西洋官打合同，给银八圆。十一月开船。船上投水死一人。到夏湾拿卖入糖寮，总管、管工俱系狠毒，寮内脚闸监房一间，往往无缘无故，将人打锁入监。我作工八年，屡打无算，脚闸监亦坐过三次。亲见广东阳江人受虐不堪，在脚闸房自用手巾绞颈而死。又见一南海人因工满不肯再立合同，被总管用棍撞胸重伤，数日即死。我于本年四月九号满工，将满工前数日，总管将我锁脚，带脚枷，并将我两脚打伤，今伤痕未痊，可验。计刚到工满日期，将绳绑我送科垄工所，做无钱苦工。寮内同帮满工三十余人，皆是如此办法。我等存下银纸、衣物皆不得带出，看来俱不能要回了。现到工所已一个礼拜，做工无钱，又不得纸出外觅工挣钱，如何得回中国。”

关阿明供：“年三十八岁，广东开平县人。同治四年冬间，被族叔关连登及陈村关阿九诱我往荻海墟还账与我，不料骗我到澳门新昌记猪仔馆。猪仔头是新宁县人余阿福、余阿得，将我关住，我不愿来，被他们六七人拳打脚踢，几乎死去。闻得西洋官过堂时，他们叫一烂脚乞丐张阿三顶名立合同，硬绑我下船。合同系张阿三名字。我同林阿旺同船出洋，同卖马丹萨司垃圾馆打扫街道。我二人到马丹萨司已七年多，每天亥正开工，打扫通埠各污秽，往埠外填地，做工到次日巳初歇，风雨、寒暑、礼拜俱无歇时。稍不得干净，即遭毒打。每月四圆银纸，另七日发银纸一圆二角五分，着各人自备伙食。现在银纸一圆不值实银半圆，古巴各物昂贵，连工银赔贴，亦不得饱。每年发粗麻衫裤二套，自需另买鞋帽衣服。工夫辛苦，衣食均不足用。我同帮卖到十人，现止剩得五人。不久工满，恐东家又要再立合同，不如他意，必送工所锁脚，当无钱官工，苦上加苦，不知如何是好。”

屈但壳供：“年二十六岁，广东番禺县人。同治四年，有同宗人诱我说出香港觅工，不料我到澳门入兴昌猪仔行，拉见西洋官，逼打合同，收银八圆。我胞伯赞邦做过省城五仙门千总，胞兄旦升在左营当兵，我不能寄信回家。二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入糖寮，东家性极凶恶。寮内华人二百六十名，自咸丰二年计至同治九年，只存活六十八人，其余自缢死、自刎死、食烟膏死，及登时踢死、用棍撞出肠死。伤后三二日死，有一月死数人。地方官来查看，东家有钱送他，筵宴一餐便去。我到糖寮第二年，受虐不堪，曾经自刎，喉咙未断医好，今尚有痕可验。我八年满工，仍做多三个月，计数每年总有五六个月在糖寮监房，日间带链做工，夜晚上脚闸。寮内监房三间，一间铁的，常押三十余人，两间木的，亦常押锁数十人。每逢工人脚指烂报病，司头说脚痛不为病，尔等何得告病，就拿起棍乱打。我出来，现在马丹萨司学做小烟，尚未得过满身纸。”

李阿保供：“年二十八岁，广东南海县人。同治四年七月，有本家李隹请我同区缵、朱发往澳门看戏，即将我三人带到超合猪仔行，带见西洋官，我不晓话，即逼住在行中打合同，拉我下船，不得上岸。八月开行。船上有十余人，因争吵被打伤重，数日即死。到夏湾拿两个礼拜，将我卖入山寮种瓜菜。所食止系番薯、粟米、蕉子，做工稍慢即打。每日一早起工，作到天黑收工，亦无歇时。每月工银四圆，皆给银纸。我做满八年，问东家取满身纸，就送我到官，派我往多罗闸作工。我同帮二百七十余人，皆不愿去，后将两人一绳，绑上火车，到海口落火船，两日到多罗闸。每月银纸十五圆，言过六个月工满会给满身纸，由我等自便。不料工满后，仍押我来夏湾拿工所做无钱街工。我到此已六个礼拜，未曾得过一个钱，又不得纸，仍日日挨受苦工。我欲回中国，如何能得盘川。”

陈阿和供：“年三十三岁，广东新会县人。同治四年，在省城听人说到洋船打工，价值甚好，就同我往三角市猪仔行关住，不得出，无从寄信与亲属知道，即在猪仔馆逼打合同，给银二十圆。闻得有中国官来问，亦不准我说话。十一月开船。到夏湾拿将我卖入马丹萨司牛皮铺，与区阿炳等同帮，每月工银四圆。在广东城领银二十圆，做工时陆续扣回，每日计要做八个半时辰，我想挨打受苦做满八年，可以脱身自便，挣得些钱回去中国，不料东家刻毒异常，我等已做七年十一个月，硬要再打四年合同，我等未允，竟趁我未满工送我到马丹萨司工所，各锁脚链，又加两人同一大链。日食不饱，受打，做无钱官工，现已二十七日了。行为无非想逼勒我们苦极，转回在原东家处做工，我真不愿意。近时满工后再立合同，每月加工银数圆，但用银纸，仍与不加无异。”

程榕龄供：“年三十四岁，江南兴化县人。前在广西军营投效，奉张抚台凯嵩于同治二年克复浔州案内保举从九留广西省候补派当局差，同治四年到广东讨取前署浔州协陶茂凤借支军饷银五百两，到广东后，陶已去江南，惟时职欲搭洋船往寻，遂至江边询问，不料被三板人送至猪仔船，下船后即锁入船舱，不准上岸，父兄均不得知。在船住一月，于十二月开船。彼时船主通事给合同一张，洋银二十圆，并无西洋官查问。五年四月到夏湾拿，进行卖至夏湾拿对河糖房，闻得价系大金二十四圆。糖房作工每天寅正二刻起，作到酉初二刻歇，一日两餐，每人米饭两铁勺，约一小碗；初有干牛肉、面包，现在因用银纸，物价贵，改为每月折给银纸两圆五角，实在牛肉等每月须银纸四圆才够。糖房规矩：一律如是，不问作工人食量大小，真不能饱者，自行买食，若令看见，必用皮条鞭打。每逢礼拜神诞之日，作到巳正歇工，可听其上街买物，或探望朋友，须至亥初回馆，听候点名锁门。凡做工不论物轻重，都要去做，不准推辞，若真不能做，或用牛皮条鞭打，或两人扯抱木柱鞭腰。凡生病锁入病房，并无调理之法，只暂歇，或令服药丸吐泻，俟数日稍好，仍然做工，又或实在无力，不能做工，或疑假病者，则用铁脚镣约十一二斤重锁脚推车。记初到系派做推车工夫，车约重五六百斤，三年后派做秤手，倘事多，仍须推车。现在计已满工，照东家算，仍须做四十五日方满，将来仍候东家定夺。前见工满之人，东家令再立合同，年份多少不定，未见给满身纸者。又闻得凡咸丰十年以后来者，永不准给满身纸。以上均属实情。职胞兄椿龄，广西候补同知督办浔州支应局，胞弟柏龄，六品衔从九品办浔州立釐金局，父号小坡，向在广西游幕。闻得大人来此查讯华工，特来寓递禀，将华人受苦情形陈明，求设法拯救，则数万华工感德无既。所供是实。”

麦阿贵供：“年四十九岁，广东东莞县人。我是当兵的，跟赖游府到阳江，后来到虎门中营守备衙门。同治四年十二月到香港，有赖阿得叫我到澳门坐小船，过猪仔馆，我不晓得缘故，未打合同，未见过西洋官。在船给我八圆，箱一个，连合同装在内。合同是陈阿福的名，五年正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入科垄属下糖寮，待我不好，常打，不为甚么事。一日夜作工十个时辰，食的是粟米，有一顿小碗米饭。作了六年多，因刘阿林被管工斩伤，我们不平，共六人就把管工杀死了。现在格颠剌司坐监定罪十年，与刘阿林同。监内比糖寮稍好，卷烟一捆，有六角银纸。”

吴业成供：“年二十八岁，广东番禺县人。向作番禺县号房，被阿福骗寻工作，带到澳门入猪仔馆，见过西洋官，打合同一张，收银八圆。同治四年十一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糖寮，待我不好，每日两餐，每日歇三个时辰睡觉食饭，无论作工不作工，都要打的，受苦万状。我作了六年，后来因为换新总管，格外残酷，黑人与新到的人，同把总管杀死。东家花了钱，不说黑人，只说我们十个将近满工的人杀死的，就拿我到格颠剌司坐监。有一个人不肯承认打死了。现在九人作监，尚未定罪，是拟的十年，坐监的罪尚不晓得如何。监内每日食粥两顿，有面包两个。卷烟仔一捆六角银。监内不打，比糖寮好些，不准出去。”

白永发供：“年三十岁，广东驻防镶红旗人。我在广东作生意，有人叫我到澳门谋生意钱多，我跟他到澳门，被他带入猪仔馆，给合同一张，洋银八圆，见过西洋官。同治四年九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萨故阿钱铺作火头，作满八年，每月五圆银纸，食的饱。卯初起身，亥正歇工，不给满身纸。随我作工满身后，每月七圆现银。我认得有一旗下人，是有粮吃的镶白旗人，姓黄，也是被人拐来，现在入山作工了，不知如何。闻得大人来，特来面禀的，中国人在此受苦，待得不如黑奴，总要求设法拯救。”

杨阿旺供：“年五十六岁，广东东莞县人。同治四年，有人同我到归善，因断了盘川，就到澳门卖猪仔，给合同一张，收银一圆，下船即开。到夏湾拿被卖到煤炭厂作工。作了四年，工夫辛苦，有饭食。后来调到火船上作水手，俱是苦工。作了两年，就逃走入山，作割蔗工夫，每月二三十圆不定。作了两年，被地方官捉住送到马当萨司工所一年多，我遇见旧东家，叫他保我出去，他说我已经满工，不能保了。此地作工苦的狠，打石的工夫常打的，食粥不得饱。”

许阿芬供：“年二十九岁，广东南海县人。被拐到澳门顶名，进猪仔馆，打合同一张，收洋钱八圆，见过西洋官。同治四年正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城内西路面包铺，待我凶恶，常打常锁。每日巳正作到卯正歇工，白天睡二时，夜不能睡。每日给银二角七分，现在只给银纸。作满八年期，不给满身纸，仍要再立合同。我不允，就逃走出来，他请地方官捉拿，我躲避未拿去。面包铺内有监房、铁镣链等刑具。每逢礼拜不歇工。凡锁脚并不为大事，只一言不合意就锁了。有病时不准告病，不准歇工。我锁过数次，约计一年，现在脚镣伤痕尤在，请验。今日听见大人来，特来禀明受苦情形。所供是实。”

王慕九供：“年三十一岁，广东博罗县人。因与兄弟不合，就有人叫我到澳门出洋，因为不晓得是古巴，认是到金山，同治四年十一月到澳门，见过西洋官，有合同一张，银八圆。官未问话，上船即开。船上投海死一人。到夏湾拿五个月卖到糖寮，作了五年多。糖寮待我初好，后来不好，无的饱。作工是寅正起工，作到子正歇，中间歇一时食饭，不得饱。又因作工太紧，我告官，官吩咐东家，叫他慢慢的叫我作工，给我食饱，东家答应了，领回就用链子锁脚，锁了七个月。锁着仍要作工，做不动又打，又锁着我。叫我割蔗，管工的人时时毒打，我受不过，就一刀扎伤了他的手臂，白人开洋枪凶打，同帮人被他打伤了几人。后来拿六个人送到夏湾拿监内，定罪坐三年监。现在坐了一年，监里待我好，不打。”

蒋礼实供：“年二十八岁，湖南醴陵县人。同治四年，跟蒋抚台当勇打嘉应州，后来恩平打土匪，因受伤落后，被拐到澳门进猪仔馆，打合同一张，收洋钱八圆，见过西洋官。十一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糖寮，每日寅正作工，亥正歇工，一餐米饭，一顿粟米，食不得饱，打的毒的狠，用木棍牛皮鞭打，并不为什么事。吊死三人，是我亲见的。我作七年零三个月，总管打得更毒。我们受不过他的凌虐，共十个人，就斩伤总管，未死。后来十人一起送到夏湾拿监房。来了七个多月未定罪。现在监房卷烟仔，一捆烟给洋钱八角，早上咸鱼、粥、面包一个，晚上食番薯，食的将就得饱了。我在监比在糖寮好些。”

麦阿福供：“年三十六岁，广东开平县人。同治四年避乱到澳门，有人哄我说出洋做工不甚辛苦，每月可得数圆，同我见西洋官，打合同，给银八圆。九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入糖寮。管工刻毒，食不得饱，每日除做工外，不得歇息两点多钟。我常被打，在糖寮年余，亲见捱打不堪，食烟膏死的一人。我同房三人，有一人被人刺死，管工将我两人送马当萨司坐监二十个月，才送我到夏湾拿。问官不由分说，亦无凭据，硬将我定罪，要坐十二年监。在此已六年余了，马当萨司二十个月不算。初到四道链锁脚两年，现尚锁链三道。派做小烟，一礼拜交烟三捆，约一万六千枝，若交不足数即打。日食白豆粥，亦不得饱。监狱虽苦，比之糖寮尚觉好些。不料中国人到了古巴受如此凌虐。”

苏阿忠供：“年三十四岁，广东番禺县人。同治四年，在省城开香烛铺，被人拐骗，于九月在省城上船，有合同，并洋十圆，未见过官。开船之后，在黄埔地方住了一个月，就驶往夏湾拿卖入糖寮，待我凶恶。作工夫无分日夜，无的饱，又要打。作了四个月，受不过打，我同四个人就把总管斩死了，是白人。五个一同送入监六年。现在押来夏湾拿监，定罪十年，已来一年多了。在此处一个礼拜，限作三捆小烟，每捆五千六百枝，如不足数，就用棍打。每日食面包、粥两样，食的不大饱。如卷多一捆，给洋一圆。”

卢阿良供：“年二十八岁，广东增城县人。在省城打铜街叔父帽子店内帮做生意。因赌钱输了，遇着阿福叫我出洋作工，同他到澳门进猪仔馆，见西洋官，给我八圆。同治四年二月开船。到夏湾拿住了两天，就卖入糖寮，我一帮二十九人。丑正起工，作到子正歇工；一日夜作工，只歇一个时辰。吃的是薯仔、粟粉，不够饱。新到时限二人斩蔗六牛车，是四个牛拉的，如不足，管工黑人就用牛皮条及棍打。又绞蔗时，用十五六人搬蔗，机器绞的快，人搬不及也打。小病仍作工夫，慢些即锁脚。看是大病，方得入病房食药，病死的就埋在路边。我同帮一个打死，一个吊死，一个食烟膏死，又病死两个。打死的人，是因为与人吵闹，锁住房内二刻的工夫，用木棍打死，是晚间八点钟的事。次早有地方官知道来验尸，东家用了钱，就无事了。打死的人名阿寅，是惠州归善县人。吊死的名马仔，是客家。食鸦片烟膏的，名阿透，是清远县人。我作满八年，东家送到故阿那海地方官处两个礼拜，做工无工钱。又送糖寮，说十二圆一月，作了二十余天，官押我到多罗闸开山，共总去了有一千多中国人。限作六个月，一日一圆，按日计算。我工满，又被押来此夏湾拿工所，已有一礼拜，做整街工，无工钱。天亮上工，酉时收工歇息。此地食饭不饱，面包有时有食，有不得的。闻得向来无衣服。这几天派了一套衣服，我做开山工时，虽然是吃他的饭，因为吃不饱，自己添衣服，添补食物，所余不多。皆因那个地方食物，一切贵的狠。现在因贼多，打不通，不能开了，所以回来，我愿回中国。”(www.daowen.com)

张正高供：“年三十岁，广东河源县人，耕田的。有邹冠叫我到澳门打工，就带我入怡生猪仔行住，我不肯入，猪仔头就打我，一定要我答应，才不打。我无法，只得允从。打合同，收洋钱八圆。二月开船。船上有人因无水食死的，又有打死的，又有未死将死就推下海的，又有自己因受苦不过投海死的，各样都有，皆因船主待人凶恶。到夏湾拿一日，就被卖入糖寮。待我更恶，一日夜连食带睡，只得歇两个半时辰。食系包粟粉、番薯，又干牛肉，一日约三两，食不饱。作的快的人打得少些，作得慢的人天天打，又把脚锁住，脚镣至少有十三四斤重。如走慢了，又要打。我亲眼见王阿江为打的多，又带着脚镣，实在不能受，就吊死了。我同帮病死七个人，也是因打伤重了，慢慢的病死了。病的时候有先生看，因为是打伤的医不好。从前我进去的时候，中国人、黑人共有六百，现在只得四百多人了。黑人同中国人作工都是一样的，也有打，也有锁的。作满了工，无满身纸。我见地方官，官说你满身了，可即至多罗闸作工，作完了六个月回来，就给满身纸。多罗闸作工三十圆一月，作了六个月，回来夏湾拿已有五六个礼拜，无满身纸。现在作街工，有饭食，工夫苦，无工钱，又无纸。完工后不准出门。我想回中国，无盘川。”

何亚成供：“年三十一岁，广东广州府人。在药铺作生意。我愿出洋作工。于同治四年八月，在澳门上船即开。船上食的饱，水有，待人尚好。到夏湾拿卖到糖寮，作满八年。绞蔗时，寅正起身作到子初二刻歇，礼拜日（一月两个礼拜）作到午初，申正又开工，作到酉正。不绞蔗时，卯初作到子初二刻歇，礼拜日作至午初，下午不做。一日两餐蕉子、番薯、干牛肉，不准出门。如无意走出，就拿回鞭打锁脚。要买食物，总在糖寮铺内买，铺子是东家开的。管工的都是棍不离手，常打的。我在糖寮见一人跳入煮糖锅内死，又见两人吊死的，一个带链投井死。我作满期，送入萨故阿工所，过了四天，有萨故阿铜匠问我，立两年合同，每月四十圆银票。现在东家待我尚好了。”

罗福供：“年二十六岁，广东花县人。同治四年，我自己愿出洋。在澳门上船，十二月开船。船上食的与水都不够，不打人，有一人投水死。到夏湾拿卖到此地糖寮，我一帮共二十人。寅初二刻起身作工。不绞蔗时，作到酉正，礼拜不停。绞蔗时作到子正，礼拜作到午正。一日两餐粟米、番薯、牛肉干，晚上有米饭。一年给衣服二套，帽子一顶，无鞋。工钱是银纸，我无余钱，因添补买食物及鞋子等。每天日落后，在火轮房内作工，或在收拾柴火及蔗渣，或在火房内看轮机煮糖等事。管机的人须夜子正起工到第二天晚歇工，后来白天的人回来接，作到半夜。我同来的人，有一个吊死的，有一个因为打的过重死了，我们常受打。吊死也是受苦的原故。有时换总管华人，都是一样。此糖寮是充公的，无一定工钱。我常带链子，仍是照平常作工。满了八年，想回中国，苦钱不够。我总想出去作工，不愿在糖寮内，情愿在中国讨饭，比糖寮尚好。糖寮是马当萨司属下，名雅么里亚。”

刘阿松供：“年三十四岁，广东新宁县人。我是作水手的。同治四年正月，我到澳门，有朋友请我喝酒，我醉了，带我上猪仔船，上船即开。到夏湾拿卖到糖寮，同帮共二十八人。每日两餐，是蕉子、粟米、番薯。绞蔗时寅初二刻起身，作到亥正，礼拜不停。不绞蔗时，寅正作到酉正歇。常受管工皮鞭打，我一帮的人，作满了期，只剩十三人。有两人吊死，四五人是食烟膏死。病时都食吐药、泻药，然后照常出去作工。满八年，送到工所，作了二十五天，后送多罗闸，每月三十圆银纸，有时打我，食的不够。我病了一个月，未给工银，我一个钱都未剩，食鸦片烟。多罗闸价极大，有铺子，是小官开的，有鸦片烟卖，铺内各样零物俱可买，先赊后扣工钱。我现在夏湾拿工所，作工无工钱，如在别处作工，一月可挣二十圆。”

赖阿携供：“年三十五岁，广东惠州府人。本在龙门县酒店佣工，后来出觅别样工作，撞着龙门甘香人刘阿要，叫我同他搭艇往省城，将我交与一个不相识人，过艇去澳门，说一到澳门就有工做。不料到去骗诱我入意生猪仔馆，刘阿要并不同来，在馆关住六日，逼见西洋官签合同，亦未读合同与我听，收银八圆。于同治四年二月开船。船上水饭不够，有人说肚饿，就要被打。到夏湾拿次日，被卖入糖寮。食系包粟、牛肉一块，约两半重。白人管工的真正不好，时时随意打人。被锁脚的，仍要出来做工，走的比别人慢些，又打上脚闸的。夜晚要脱净衣服。我亲见过寮内有六个自缢死，有几个被重打死，有一人博罗县人黄阿光被打后锁脚，做工受苦难挨，夜里吊颈死。我们到就近的地方官告诉，官并不查究，但叫埋了便算完事。我们二十三人见不公道，再投诉第二个大官，总管就跟着我们走，我们先到，他就来了，同官说话许久，官就问谁愿意回糖寮不怕挨打，如不回去须另卖与别间糖寮，所以有十人被另卖的，我一帮十三人回糖寮。有一晚正在绞蔗时，有一个黑人将一条铁放落蔗车，赖我们想弄坏机器，次早即有官来，将我们锁脚，锁了三个礼拜，早晚俱打。后来黑人密对我说，蔗车铁条是总管叫他插的，因为旧时向官告他，现在要找件事打锁我们。八年工满，问取满身纸不得，地方官押我往多罗闸六个月，每月银纸三十圆，说过工满回头给我满身纸。多罗闸水土甚恶，又近在有贼作反地方。管工待人不好，食又不好，十停人去，总要死四停。工满回来，仍不给满身纸与我，将我押来夏湾拿工所，做无钱官工。我现已做五个礼拜了，不见有满身纸给。我现无钱，不能得使用盘川，回中国又无满身纸，不能出去打工赚钱。工所无工钱，不知何时才得出去。”

黄阿水供：“年三十二岁，广东归善县人。本系读书。有一日往惠州城看戏，遇着汤庚圆，约我去澳门逛，我当时身上也有盘费，答应同去，搭船出省城，又搭火船到澳门。我水脚皆自己开发，不料他带我入新茂隆行，把我关住，见洋官时，我不肯签合同，被他们将我拉回毒打，后再拉我见洋官，迫得签名，收银八圆，衣服两套，直押下船。同治四年十二月开船。船上食不好，又不够。我未被打，见有好几个用索、用藤条打过。我到夏湾拿被卖与糖寮，我同帮共一百人，每人卖是四百零八圆金洋钱。头八年每月工银四圆，病日照扣，一年给衣服两套。绞蔗时，每日丑正开工，做到子初，内歇食饭不到一时，礼拜日一样。不绞蔗时，寅初开工，做到亥正，食系包粟粉，干牛肉、番薯、蕉子。我有几遍亦无大错，都被重打，背脊流血：如报病请假就打。我在糖寮时，有一番禺县人被他当场打死，次日我们各工想见地方官告他，到了半路，总管带了几个人，骑马拿枪追来，捉我们回去锁脚。后来东家将阿桂尸剖开，用银嘱一医生，说阿桂是吞烟膏死。我八年工满，不能得满身纸，所以如今仍是勉强。我在糖寮做工，每月银纸十圆，我极不愿意在此地。我听见大人来，特来夏湾拿寓禀知的。”

黄石容供：“年三十一岁，广东从化县人。本开酒米柴炭小铺。我去省城买货，到泮塘看戏，遇着素识之东莞邵唐，叫我往澳门买炭，不料到澳门即带我入知咕行。次日行中有三人要我见西洋官，写合同，我不肯去，被两人拉手，一人拿鞭赶打，逼我答应。在西洋官前未说话，我害怕，只得立合同，未曾将合同读给我听，交银八圆。同治四年七月开船。船上淡水有时够，有时不够。到夏湾拿住一天，将我卖入糖寮，卖我是二十七个金钱，我同帮卖去共六十人。东家、总管等待人凶恶。我在澳门得银八圆，到工扣我工银十二圆。食的不好，系薯粟，不够。我们中国人狠受欺负，因不会赶牛，锁了三夜，见黄阿洸受苦逃去，捉回锁住毒打，血肉淋漓，仍押带链做工，几乎全不给他食。他因肚饿，在蔗田啖食蔗尾，被管工看见，即刻再打，是晚黄阿洸在工房自缢身死。有二十余工人往官处投诉，皆不愿回该处作工，东家向官说合，将十二人押回，剩八人一定不肯回来，地方官劝东家转卖别家糖寮。所有押回之人，俱是锁脚做工。旧年我合同已满，东家不给凭据取满身纸，两天被地方官捉往多罗闸开路挖濠，说过作六月，每月三十圆，又做完六个月给满身纸，未给。不料工满复押我来夏湾拿工所整街，已经四个礼拜，仍常时挨打，做无钱官工，不知何日方放我出去。我想回中国，现在无盘费；如有满身纸，不要多日，可挣得盘费，我不想带钱回去。拐我时父母尚在，至今无音信。”

钟金秀供：“年三十三岁，广东长乐县人。本挑杂货贩卖，有潘唐寿约我出省城做生意，同他搭艇前去，不料到省带我下火船往澳门，就过夹板，并无合同，亦无钱给。于同治四年三月开船。船上尚少打人，但水饭不够。到夏湾拿住两个月，卖我入糖寮，是二十四个大金，每月工银四圆。寮内待人刻薄，食不够饱。绞蔗时寅初开工，做到子正，内歇一时食饭，礼拜日一样。不绞蔗时，无夜工，礼拜日做到巳初歇。我在寮三年，因总管的不论有错无错，日日打我，是以拼命打死了他，自己走地方官禀明定罪，坐监九年。已在格颠剌司坐了三年，又送来夏湾拿监，在监做烟仔工夫。一个礼拜限三捆，不够即打，食不好，又不得够，糖寮同监房都一样苦楚。”

陈华供：“年二十岁，广东番禺县人。十一岁时，被猪仔头拐去澳门，带入猪仔馆，拉见西洋官，给合同，并银八圆。于同治四年十月开船。我记得有四个被船主打死的，食亦不得够。我到夏湾拿六日，被卖入糖寮，是二十四个大金。我年纪小，起初派做火头，两个月后即派做蔗田重工。寮内食不够饱，待人刻薄，我被打兼锁脚三次，并无错处。我在糖寮时，见新会县人黄方在糖栈做工眼倦被打，并放狗将他咬死。有一个食鸦片烟膏死，又有病死，又有打死，亦有好几个走路的。东家待我实在不好，做了五年，带我来萨故阿东家家内做火头，我差一个月便满身了。”

林二供：“年三十岁，广东高州府人。本系耕田。有亲戚林士胜叫我同去澳门寻事做，不料到澳门即带我入知咕行，逼见西洋官打合同，给银八圆。于同治四年十一月开船。到夏湾拿一个月，被卖与本城火车馆，卖我是二十四个大金。食的不好，时常被打。我做了九个月，又被转卖入糖寮，食的更坏，工夫更重，待人极恶，无一日得休息。每日连食带睡，共得四个时辰。我初到时候做工同帮九十人，八年工满时，只剩得三十四人，有自尽死的，有走路的，有病死的，总因待人不好所致。我差四日工满时，就被锁脚做工，工夫更比常时多些。满身后又无满身纸，将我送与科垄埠地方官押入工所，现已八日了。”

赖川受供：“年二十二岁，广东惠州府人。本来在父亲椅铺帮工，因赌输钱不敢回去，有人叫我暂去澳门，不料一到，就拐我入猪仔馆，住了三日，见西洋官打合同，收银八圆。同治四年十月开船。船上水不够。到夏湾拿三日，被卖入马当萨司属下敢勒写别西恩糖寮，同帮二十九人。一日两餐，都是粟米粉、番薯，不得够饱，一个礼拜止是两餐有米饭。绞蔗时，寅初开工做到子正，内歇一时食饭，礼拜日一样。不绞蔗时，少夜工。寮内待人不好，有四个黑人管工，时时打人，我被打后并锁脚做工，已经四次。有两次是我无错，管工骂我，我想说明白与他听，他生气打锁，是不准人回嘴的意思；一次是走出，一次是眼倦。我一帮共三十人，至如今止剩得八人，有死的，有逃走的。我八年工满，问取满身纸不肯给，要勒我再做六年，许我每月银纸十三圆。工人都不准出街，若出街就锁，衣物都要在寮内店中买取，任他开价，不准减少。这样待人，我实在不情愿。”

李带供：“年二十九岁，广东嘉应州人。在南海埔打工，因无工作，有叶姓叫我到澳门觅工，到澳门带我入知咕行，十二天逼我见西洋官，立合同，我不晓得合同作何语，给银八圆。同治四年正月开船。船上水饭俱够。到夏湾拿住了一个多月，卖我到糖寮。绞蔗时，寅初作到子正，内歇一时二刻，礼拜日一样。不绞蔗时，卯初开工，做到酉正，礼拜日巳初二刻歇工。食的是米饭、番薯，不得饱。有一个能识说西班牙话的对东家说：唐人皆食惯米饭，在澳门时言过，礼拜日不做工，今到此所言不符。东家大怒，觉的太胆大。后来他生病，东家送病房，不久即死。我八年工满，要满身纸，东家叫我再立合同做工，我挨满八年，如出死入生，不论多少钱，不肯应允。东家即将我送到先辉过司工所，做三个礼拜无钱官工，食不饱。有人向官说，雇我到糖寮，做了三个礼拜，共得工银九圆。随经官捉送多罗闸做六个月开山工，该处水土甚恶，说过每月银纸三十圆，满六个月给我满身纸。不料满后，并不给纸，押我来夏湾拿工所，做无钱苦工。我到此已五个礼拜，食不得饱。因闻中国官来，略添些须。我若得满身纸。出外觅有钱工做，剩得盘川，定回中国。”

以上同治四年华工口供。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卢文迪、陈泽宪、彭家礼合编：《中国官文书选辑》，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