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阿累供：“年三十二岁，广东开平县人。同治三年，我在澳门街做挑担生理，遇见卢阿彩，叫我作火头，四圆一月。他带我入猪仔馆顶名，给我银八圆，见过西洋官，十二月开船。船上给合同一张，到夏湾拿卖入糖寮，待我凶恶。作了两个月，因为真受不过他的荼毒，就逃走走了七天。夜里在街上睡，走到山寮地界，被捉进去，作了四五天。山寮东家送我到科垄工所整街，无工钱，被管工用木棍打了九天，就派我挖石。有一人逃走，就叫我们二十人捺住打他屁股，第二天我们就不肯，白人就连我们二十人一起打了。我一起十三人，因为糖寮山寮受的苦多了，就拼命把管工白人杀死。二十人一起拿进监，我们十三人认了，七人回去作工。十三人内死了三人，十人坐监，定罪六年监。一人去夏湾拿，九人遇赦，坐了三年零二十三天，带链整街。后来放了，不锁，作官工，无工钱。作了三年，又立合同，入糖寮作了两个月，每月十圆。我们一起，有三个人逃走入山，到路上遇见朋友，叫我去割蔗，作散工，作了六个月，每月二十四圆，食自己的，因为管工不好，我摘了一个西瓜，白人管工问我罚了两圆，我就不做了。后到马当萨司卷烟，作了两三年，是自己工夫。我不怕地方官，因为起先认有契爷，拿有英国领事纸。听见大人到此，特来寓面诉苦情。”

胡阿琪供：“年三十一岁，广东顺德县人。同治三年，我因父死，想卖身葬父，有李阿川买我到澳门，卖了八圆，不知道寄回去否。打合同一张，同治三年二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入故阿那海糖寮，司头待我凶恶，一日食只得粟米粉，是生的，要自己作。每天丑正二刻做工，巳正食饭，午初开工，亥正食晚饭后作到子正收工。无咸牛肉，只得粟米粉。常时打，打伤的人多的狠。作满八年，又立合同一年，说无纸出就不要我了。我去山内割蔗，作完工，不给我钱，叫地方官捉到马当萨司工所，又要我出火车、马车钱。我来此四个月，作工苦的狠，无得饱，只粥一小碗，常打的。因为无满身纸，用铁锁锁脚，来时就锁，现在未放。从前是两人一条链子，锁的是重，有四五十斤，现在分开单锁，不过十余斤。

汤明奎供：年四十岁，广西灌阳县人。我在广东当勇。同治三年，被人拐到澳门猪仔行，给合同一张，收洋钱八圆。九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马当萨司属下糖寮。寅初起工作，到子正歇工。一日食三顿包粟番薯，两顿有干牛肉，一顿净番薯，食不饱。走的慢，作的慢，都用牛皮条鞭打十下，皮肉都破烂了。我一帮五十人，八年满死了一半，吊死、投水都有的。作了八年满身，再立合同一年。作完了，我们十人一起送到格颠剌司工所，作了一个月整街工夫，无工钱，比糖寮稍好。每日两顿，每一顿一小碟饭食，不得饱。早上有一个面包，干牛肉，每顿一块，我此时作泥水匠，不打了。在糖寮，礼拜作到辰正，绞蔗时歇一个时辰。在糖寮不准出门，如要买物，糖寮内有铺店，是东家开的，价钱极大。每月工钱是给铜牌四个，可拿在糖寮内买物，别处不能使用。我买米是用洋钱，买三两，所以糖寮内总不能余钱。再立合同一年，是十二圆一月，又有规矩，铜牌只准买物，不准换银纸。”

黄辛圆供：“年三十四岁，广东恩平县人。同治三年，被人拐到澳门，逼勒出洋，到夏湾拿卖入马当萨司埠糖房。每日寅正起工，做到巳初食早饭，巳正又开工，做到申初食晚饭，申正又开工，做到子初歇息，所做皆系重工。礼拜日寅正做到巳初食早饭，后又做到申初歇。总管暴虐，时刻打人。重伤将死，方准进病房；轻伤仍带脚链做工，糖寮有监房两间，一间木的，一间铁的，常押有十余人。不分冬夏夜里，皆脱衫裤，上脚闸，每年受虐不堪。跳水自缢、食烟膏死的，常有数人，因受伤死的更多。旧年有李阿二被打落水淹死，又打死黑人三个，番官将总管坐监。现在换过总管，比前总管仍不相上下，每打人也上脚闸，脱衫裤方打。闻得十六年来，该糖房共卖到七百中国人，现时通计满身得出的三十余人，存下的百二十余人，已死五百余人了。”

潘阿第供：“年三十四岁，广东番禺县人。在省城作工，有张阿钟叫我到澳门作工，我同他去，他就带我入猪仔馆打合同，给洋钱八圆，未见过西洋官。同治三年开船，记不得月份。到夏湾拿卖到故阿那八过阿埠火车房，东家尚好，就是食不饱。火车房锁链、脚镣、脚闸都有的，管工的会打的狠。初来每天拿三十斤铁锤，稍停片刻，就要打的，稍回他一句话，就锁脚。作满八年，不给满身纸；再立合同一年，每月二十圆银纸。如无满身纸，走出去巡捕就要拿锁作官工了，有病准报病入病房。”

林阿义供：“年二十九岁，广东龙门县人。同钟阿林去赌钱，两个人都输了钱，他就叫我当勇去，带我到澳门猪仔行，打合同一张，收洋钱八圆。同治三年十一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入糖寮，东家未见过，管工的只是打，无的给我饱。作工一日夜，只睡一个时辰，不绞蔗时，可多歇息一个半时辰。每日食蕉子、番薯、干牛肉，作了两年零八个月。后来因为看见糖寮内打死的人多，我们十一人商量，如果不打死管工的，我们也是要被他打死，不如拼命作了，皆因管工凌虐我们太过之故，后决计用刀斩他。斩死，我们即刻就投告地方官，官问过，就带回糖寮验尸，然后即送我们作监定罪，整街十年。现在马当萨司监内，已有五年整街工夫，平平，比糖寮稍好，虽苦却不作夜工，有的食粥，食的不饱，不犯事，打尚轻，犯事打的就重了。”

关阿寿供：“年三十七岁，广东高明县人。我在家赌钱输了，入猪仔行，立合同一张，收洋钱八圆。同治三年十一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糖寮，寮内待我不好，凶恶之至。无论能作工，不能作工，均是毒打，无饭食，无衣服穿。作了两年多，打死管工，我们共总十一人，送到监内定罪，整街十年。十一人都是一样，现在马当萨司监内已坐了五年，每日带链作整街官工，苦不能尽，食是豆粉粥，有时饱，有时不饱。我们因为管工打的毒的狠，我见同帮被他打死了几个人，就是作满了也没有满身纸，我们想总无好日，将来白给他打死了，不如拼命斩死他，情愿坐监，比糖寮好。”

张阿秀供：“年三十五岁，广东肇庆府人。因为赌钱输了，不敢回家，有林阿光带我到澳门卖猪仔，打合同一张，收洋钱八圆。同治三年十一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糖寮，待人凶恶，总管管工日日毒打，凌虐之至。我一帮四十人，打死四人，我恐怕天天难捱，也是要打死，作了二年多，受不得了，因为每天完工时，稍走慢就打，打时俱是鞭棍齐下，后来我们共有十一人，就把管工杀死，到地方官处审问，带到马当萨司坐监，定罪坐监十年，作整街苦工，现已作了五年。监内比糖寮好，打的少些，有的食，食不能饱。”

罗阿二供：“年二十五岁，广东河源县人。在家耕田。有同宗牌头人带我与叔父罗南绍到萧港贸易，不料带到澳门入猪仔行，锁半个月，即给合同一张，洋钱八圆。同治三年九月下船。船上待人不好，食不得饱。到夏湾拿，我同叔父均卖入火车路作工，被管工人用铁尺将叔父罗南绍打伤，半月身死。我告官，官令巡捕将管工人捉去，坐监一月释放，是未办罪。我在火车房作绞链工夫，寅正二刻作工起，至子正歇工，每顿不过两小碗饭，一块干牛肉，不得饱，工夫又重。做了两年半，总管用十二大金买我到他家里作侍仔，作了三年，东家穷了，又转卖至夏湾拿城，六个大金。那个时候，我想照原价自行赎身，他不但不肯，就用铁链锁了一个月，打的狠毒，我只得依从作工。白天作厨，晚上作面包，子正作到卯正歇，日夜不能得睡。作了两年半，去年三月满八年，满身纸他不给，叫自己寻工作，我就出来。后东家说我逃走，捉我送到工所作官工，作了四个月，无工钱。又到来工所，领回用脚链铁链锁了三个月，照常作工，天天打，就是昨天还重打一回。现在已作满五个月，不给工钱，我为东家不给满工纸，又锁又打，我就请伙计代我在地方官处告过三次，但不准。现在仍是作工，不敢要钱，如一要钱，就要锁脚。今日是礼拜日，少做些工，我借出街有事，故来寓面诉我在此苦楚，真不能受，我来投诉，诉后我想就寻死。”

刘益龄供：“年三十六岁，广东东莞县人。同治三年，遇见一人，不十分熟识，他说澳门出会，约我去看会，不知道带到澳门，上船锁住。通事给我合同一张，是王阿满名字，洋钱八圆。十二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马当萨司糖栈，东家待人极坏，常时打，一日夜只歇两个半时辰。作满八年，我自己出来在布铺内作侍仔，每月十五圆银纸。作了一年多，东家待人尚好，我有相熟的黑人，替我照应，所以查纸的时候不查我。我在糖栈食不饱，布铺食的饱。闻得大人到此，特来寓面禀在此处受苦情形的。”

陈少岩供：“年四十四岁，广东潮阳县人。咸丰五年，吴学台保泰岁考取入潮阳县学附生第六名，咸丰十年随方镇台耀到高州剿匪陈金冈。同治二年冬间凯旋，有姊夫萧大就在澳门贸易，我于三年到澳门寻姊夫，遇见一福建人，名叫阿詹，对我说，你姊夫现在一夹板船，骗我下船，即被关住，不得上岸，将广东省城郑材姓名合同一张交我，并无银给。到夏湾拿卖入糖寮，同帮二十余人，相待同黑奴一样，食系薯粟，并无米饭，每日寅初上工至子正歇，计食饭睡觉只歇两个时辰。我初到被他打苦的狠，一次最重，打断手腕，医了六年，始得如常，今尚有痕可验。我亲见一广州人，因受虐自缢身死。我计去年工满，怕司头送我入工所，因走出在夏湾拿城对河地方做炭。闻得大人来此，特来递禀求救的。”

黎阿长供：“年二十九岁，广东英德县人。有邓姓叫我作生意到澳门。同治三年十二月入猪仔行，住了八天，见过西洋官，打合同一张，给洋钱八圆，下船即开。船上待人罢了。到夏湾拿卖入糖寮，东家待我凶恶。日夜作工，无的饱，日日打。作了一年，因总管凌虐不堪，万不能受，只得拼命将总管杀死，我们共七个人做的，就拿我们押监，两年才定罪坐十年监。现在夏湾拿监坐了八年，我们七人现在监内三人。又一人有地方官保出。监内比糖寮好，食的饱。我在监内一个礼拜派卷三捆烟，如多就每捆加一圆，如不足三捆，要打十几棍。官只准打三棍，监头要打十棍。在监内生病，有医生看，就进病房。如有人死，抛入空地坑内，离监不远，此专给中国人的。如入教的人，有坟埋葬。”

阮阿聪供：“年三十五岁，广东三水县人。耕田为业。因水荒，于同治三年到了省城卖水菜，不够食用，遇着一个人哄我过澳门作工，我就跟他走，被他带进猪仔馆。九月立合同，西洋官问我愿去不愿，我说不愿。第二天又叫我去问，猪仔头先说：如再说不愿，就要打死，我只得说愿去。给我八圆，就拉下三支桅船，即日开船。到夏湾拿卖入糖寮。每天寅初起工做到子正，中间歇一时食餐。食系粟米、咸牛肉，东家凶恶，做工时无分能做不能做，俱常要打。有时行路遇见，顺手也打几下，身上满身伤痕，现在请验。打的鞭是用牛皮编成绳子，痛入骨髓。生病可停一二日作轻工，过多即不准了。作满八年，东家就送我到马当萨司工所整街，无工钱。作完了几个月，就有人来押去多罗闸开山，作了六个月，每月三十圆，照日子算作完了，就押来夏湾拿工所整街。已到了五个礼拜，每天扛石打石，天亮起工，巳初食饭，巳正又开工，午正暂歇，未初又作至酉初二刻食晚饭歇工。此处工夫无工钱，每天饭也得半饱。我在糖寮时见人死，用牛车拉去抛入坑内。我同帮二十五人，在糖寮已死十四人，有瘟疫死，有打伤病死，有二人不能挨打吊颈死。我有钱定回中国，不知道我有命捱到那个时候不能。”

王大诚供：“年三十一岁，湖南郴州人。跟蒋抚台到广东，同治三年散了勇，我无事做，有猪仔头问我可以卖猪仔去不可，我因为无钱，又无事作，就答应他了。在广东省城下两支半桅船。到船时有两个洋官问过，给合同一张，洋二十圆，即日开船。到夏湾拿闻得卖了二十个大金，共一帮二十五人卖到糖寮。我亲眼看见糖寮内打死一个人，工夫苦的狠，司头凶恶。一日夜只歇一个半时辰，无米饭，食可饱。我不懂话，捱打更多。我作了五年，真不能受，迫得逃走到科垄埠，被地方官捉了，锁了四天脚，用板一条，两个铁圈，不能动，也不能睡。四天后开了铁圈，带脚镣，作了两天整街工夫，又被他把脚打伤了，送进病房。过了两天，就送来夏湾拿工所，作了六个月工。脚渐好多，又叫我到人家作工六个月，每月八圆五角。作完了，又送到萨故阿埠。因生病烂脚，送到病房四个月，病好了，又送到夏湾拿工所，转送故阿那海工所作了六个月。工满后，又叫到别的司头，在山寮作了两年，每月六圆。是中国人工头，待我好。作完后，又送回故阿那海工所，有洋人寻我去作六个月工，八圆五角一月，有合同。作完了又送回故阿那海工所，作了两个礼拜火头，又押到多罗闸开山，作了两个月，被树把脚打坏了。送我来此夏湾拿工所，入病房医脚。打断的脚好些了，尚不能走路，我因脚未全好，不能作工，就被总管推跌，脚又跌坏了，两个礼拜，现在又算好些了，就押着做工。我从前作工夫经过好几处，初买我的司头至坏，待人尤残毒。我现在此工所，因病作工少。我如有盘川，一定要回中国。”

陈阿胜供：“年二十六岁，广东南海县人。本系蛋户，作厨子生意。因在省城内看会，认不得回家，在路上哭，就遇着人叫我不要哭，带我回他家。住了一夜，早上就下船，到澳门猪仔行住了七八天，叫我立合同，我不肯，就打，迫得答应。见西洋官给合同一纸，洋钱八圆。同治三年三月开船。船上因无水吃，渴死了约三百人。到夏湾拿住了三四个月，卖入山寮种架非等物。每月四圆，日食蕉子、咸牛肉。时常打。寅正开工，巳初食饭，巳正又上工，未正食饭，申初又上工，戌初收工，有时作到亥初。礼拜作到巳初歇工。有时可以出来，不能多时，有时不准出门，是不定的。作满八年，不给满身纸。后来就到第二个东家处作了一年，每月十二圆。作完了送我到地方官处，作了两个礼拜整街工夫，又转送到夏湾拿。过了五六天就到多罗闸开山斩树，每月三十圆。作了六个月，又押回夏湾拿工所，来了一个月，作工是无钱的，不打，饭食不饱。我如有盘川，就回中国了。”

楼阿有供：“年四十岁，广东东莞县人。作米店生意。有东莞人阿胜、鹤山人阿惜，约我到澳门看会，就到他家内食饭后，就关在小房内锁住，不能叫人，无人晓得，关了两天，来了一个洋人，带我下三板，船后有旗，我晓得不好，就跳下水，洋人把我捞起来，用板刀柄打我。后来给我一套旧衣服，就上大船。同治三年十月开船。上船时给我合同一张，洋八圆，鞋一双，袋一个，并未见过西洋官。船上待我不好，食不饱。到夏湾拿住一天，卖到萨故阿作火车路，共一帮五十人，管工的常打，有饭食，天光作到辰正食饭，饭后开工到午正暂停，未初又作到酉正二刻歇工。作了八年满身，无满身纸。又作了一年，每月八圆，作满了，因无满身纸，就捉入山作工六个月，每月三十圆。作完了六个月，说有满身纸给我，不料来到夏湾拿工所两个月，作整街工夫，无工钱，又不给纸。工夫中等，有饭食，食不饱。我想回去无盘川，我的老母、妻子都在家，我如果能回就好了。”(www.daowen.com)

高阿伦供：“年二十九岁，广东番禺县人。同治三年十月，我因无事，有阿狗告诉我澳门有事，带我到澳门。第二天带到中国船上，叫一姓何的女人看着我，他是猪仔头阿街的妻子。后来船就到澳门，女人就带我到猪仔馆，住了四天，女人又带我到西洋官处，我不肯写合同，就跑出来了，到晚上，女人叫人查着了，带回房子，锁了二十多天。后来我害怕，就答应画押，又带我到中国人面前，告诉我在古巴作八年工，每月四圆。第二天上洋船即开行。到夏湾拿送到马当萨司，由该处一帮九人，卖入糖寮，作了八年多。绞蔗时寅初上工，到子初歇，不绞蔗寅正作到戌正以后，有工无工不定。一日两餐不好，是粟米。我作到五年时，东家就作贼去，糖寮充公。后来有一点粗米饭、干牛肉。头五年常受管工打，管工也有黑人，也有白人，充工后待我稍好。未满八年时，糖寮又卖出去了，后来仍照从前打了。我到糖寮时，先有一百人在此，八年满了，只余三十人，死的多，有食烟膏，有吊死，有与人打降死的，有逃走的，有病死的。满了期，东家扣留四个月，说补从前作工偷懒的日子，满身四个月，又留三个月，言明一月十二圆，东家头一月共给四圆，第二月给八圆，我就不肯作了。第二天我同一帮九人到地方官处，他说我们是逃走的，送回糖寮，到晚上到糖寮，半夜将我们绑起来打，打到白人管工的手都打不动了才歇。我身上尚有伤痕可验。后来就锁链起来，每一人派一个黑人看管，叫我们去割草，草长的高，我们脚上有链子，走不动，黑人就打。后来有两人看到是无指望，拿刀戳了两个黑人，死了一个，中国人也被黑人打伤了。受伤中国两人，就送到病房，我们八人仍然作割草工夫。内有一人被打受伤过重，第二天死了，后东家请地方官来，就提我们七人带去衙门内问我受的伤，又替我医治。过了两天，送到别处糖寮，作了二十天，无工钱，食的不好。后因心内不服不肯作，又送到马当萨司工所作了十天。地方官告诉我们，若是到多罗闸去作六个月工，每月三十圆，作完回来就有满身纸给我们。多罗闸地方水土极坏，病的人多，大约一百人要死四十人，不打。我现在回到夏湾拿工所五个礼拜的，不给满身纸，一个钱都无余剩的。若得满身纸，每月可得二三十圆，够盘川情愿回中国。”

李阿新供：“年三十三岁，广东新会县人。在广州府家伙铺作工。赌钱输了，不敢回铺，遇见猪仔头告诉我到澳门有事作，我到澳门猪仔馆住了两天，带我见西洋官，我在路上说不愿立合同出洋，猪仔头就打。后只得立合同了，上船给洋钱八圆。同治三年十月开船，船上投水死两人，饭可饱，水不够。到夏湾拿卖到糖寮，是二十四个大金。寅正作工到子正歇，不绞蔗时，戌初歇工。作工慢，管工就用马鞭打我。我作两年，先八个月是每月三圆，后来四圆。我因总管待我凶恶，我心不服，同一人商量，定要打死总管。有一天他来叫作夜工，就用厨刀扎死了他。后就告知地方官，即刻锁住，问糖寮东家查明，就送到格颠剌司监房，坐了两个礼拜。审问我定了坐监十一年。在格颠剌司坐了四年，又到夏湾拿坐了四年半监了。我在监内先作裁缝，现在作卷小烟，卯初上工，亥正歇。饭不够食，不许说话，规矩极严。我罪满了，当回到糖寮，补满八年工，或者东家又转卖与别人，如无人要就送工所。”

林阿祥供：“年三十七岁，广东香山县人。在家耕田。有朋友哄我到澳门作工，可有多钱，我同他下船，到澳门住了几天，然后上外国船，未画合同，未见西洋官，到船上就叫我下舱，不准上岸。同治三年开船。船上饭够食，水不够，船主好。到夏湾拿卖与糖寮，我一帮四十人，卖的都是二十四个大金。我作四年，收四圆一月。作工苦，饭不好。有黑人管工的常打，我们有四个人，约定要打死他，就用刀戳死。到地方官处投到，告诉明白打死的原故，地方官又送我回糖寮，问东家查明，后来审问都认供，后送科垄监房，我来了一年半，监内饭不饱食，不作工。后送到夏湾拿监房，定了坐监十年。我坐了三年半了，作完不知怎样。我在监内作卷小烟工，每礼拜限作三捆，每捆五千零六十个，少作要打六下，多作要给一洋一捆。能多做的人少的狠，若不作就打，又送作街工。我们都锁脚，有锁一只脚的，有锁两只的。饭有时不够，我看在监房比糖寮好。监内肯作工不打。糖寮是不分作不作都打的，寅正上工，亥正歇，不许在院内走，一天只能早出晚回两次，我无余工，当初不给我们衣服穿。去年有新官来，才换章程。现在一年派三次衣服。将来罪满，又该补糖寮年作完，仍然送到工所。”

张移供：“年三十岁，广东惠州府人。因赌输钱，自想出洋，在澳门同治三年正月开船。到夏湾拿一个月，同帮共二十人，被卖入科垄属下夫厄虏厄底古巴糖寮。食不够饱，一餐有米饭，一餐蕉子，一餐番薯。绞蔗时寅正开工做到子正，每日共歇一时二刻食饭，礼拜日一样。不绞蔗时无夜工，礼拜日可歇。工夫苦重，相待不好。我初到时常被锁打，后来派我作头人，我不想打人，无奈总管时时叫我打人，如不打就要被总管锁打，所以有好些工人被我打的。有一遍我睡着，有一工人曾经我打的，入来斩伤我面，几乎死了，抬入病房医六个月。我八年工满，不肯给满身纸，叫我仍在糖寮。现在每月工银十八圆，我实不愿意，总想出去自己打工。寮内规矩：工人不准出街，但凡出街，即要锁打。想买物件，定须在糖寮内铺子买，价钱又实昂贵。我自到寮以来，见工人约死了二百人，有自尽的，有被重打入病房死的，有病死的。总之是待人刻薄所致，计走路的亦有一百多人。我初年见有几个人取得满身纸，以后无一个得纸的。有一遍四个工人斩死一个管工黑人，因为待他们不好。拉四个人入监六个月，将两个用枪打死，两个吊死。糖寮内众人都看见的，我不得知当时如何定罪。如得审法，我们明白根底，总未叫去问过。计寮中前后斩死管工好几个了。我澳门同船来有好几个安南国人。”

伍耀供：“年三十一岁，广东新会县人。向在省城换钱。同治三年十一月间，有陈苏去澳门觅工，到一新会人阿进家里住了四日，他哄我落船看银，不料落船即被关住底舱，给我合同一张，系写陈阿四名字。过了几日开船。船上待人过得。到夏湾拿次日即将我卖与煤气馆，身价是二十四个大金。馆中相待刻薄，我常被锁被打，因为做工困倦暂歇之故。同帮共二十人，有三个食烟膏死，有几人被打得过重后就死了。八年工满，只剩得十个人。我不能得满身纸，被送入夏湾拿工所，做无钱官工。工所待人不好，管工时时打人，又无工钱，我受苦不过，逃出在外做四个月散工。有一晚上市买煮饭家伙，撞着一个白洋人说他处卖，我同他讲价钱，尚未言定，适有巡役到，查他的物件是偷来的，他先走了，巡役拉我说是我偷，见过官，审不得明，又不公道，先锁我坐监七个月。后来又送我到夏湾拿监房，现已三个月了。有人对我说，我要坐监两年。监内食不得够，一个礼拜要卷缴一万五千条烟仔，卷不够数即打，若能多卷，每五千条得银纸一圆。闻得一年发衣服两套，不准自买别样衣服。”

朱阿福供：“年二十六岁，广东东莞县人。本业田工。因被后母磨难走出澳门，撞入新发客猪仔馆，关住六日，见西洋官，打合同，未将合同读与我听，给银八圆。同治三年九月开船。船上食不够，水亦缺少。到夏湾拿一个月，将我卖入科垄糖寮，是二十四个大金，食亦得够。管工性情凶暴，任意打人，无事亦锁打。有香山人陈阿旺被打，说他无力做工，逼到跳水死。又知道七个自尽死的，俱是受苦不起，名字我忘记了。我在寮四年半，时刻捱管工的打。有一日在蔗田做工，并无错处，管工拿牛皮鞭来打。我并同帮三人，我们忿极，用锄头将他打伤，抬回病房是晚死了。我们被锁在糖寮，次日有官到来，问我们何故打他，我说时常无事亦被他打，若不打死他，我将来总是被他打死。官将我们押入科垄监房一年半。我在监做帽，赚得些银。同帮有一个死在监内，有一个带回糖寮，我同一个送来夏湾拿监房，现已三年了。旧时定罪要坐八年监。在监食有时够，有时不够。一个礼拜限卷缴烟仔一万五千枝，做不足数即打，如额外多做五千发一圆。我亦想回糖寮做工，因糖寮尚得行动，监内说句话都不许。”

吴华长供：“年三十岁，广东新宁县人。本开小茶铺，生意冷淡。有开平县人吴阿友，叫我去省城觅工。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由开平城落艇，不料落艇即将我关在舱底，驶出澳门带入猪仔馆，关住十日，见西洋官来时，我说不愿去，被他打到说愿签合同，给银八圆。同治三年十二月开船。船上水饭俱不甚够。到夏湾拿即日卖入糖寮，食不得够。无论有事无事，常被锁脚鞭打。我做了两年半，因为工夫过苦，待人又刻毒，所食的又不饱，管工的又凶恶异常，众人常受打，我曾被打几死。与四个同帮迫得不顾性命，将他打死，见了地方官审过，在科垄埠坐监十八个月，又定罪送夏湾拿坐监八年。我到监现已五年，监内派我替管监官打扫花园，我被打甚少，算比别人好些。将来作满八年监，我想快回糖寮，作满了合同，若不回去补作合同，我仍然情愿在监内。”

张阿庆供：“年二十八岁，广东东莞县人。本来耕田。我有认识的人约我到澳门想觅工打，不料到去被他带我入猪仔馆，关住六日，未曾见过西洋官，落船后交我合同一张，并银八圆，衣服两套。同治三年十一月开船。到夏湾拿猪仔馆住两日，卖入糖寮。每月工银四圆，待人刻薄，食既不好，亦不得够。每日寅初开工，做到子正，内歇一时二刻食饭，礼拜日一样。我做了三年，总管的时时打人，我见打死了四个人。我们同帮共十一人俱被打难挨，共用割草刀将他扎死，送见地方官，定罪坐监十年。我到马当萨司埠监房已经六年了，现派抬石头工夫，相待不好，每日两餐，有粥有面包，但不够饱。”

李才供：“年三十五岁，广东南海县人。因赌博输钱，迫得想到出洋，在澳门下船。同治三年开船，忘记月份了。到夏湾拿将我卖入故阿那八过阿属下聂葛拉火车馆，同帮二百一十人，现在实不知剩得几个。食的尚可，但不够饱。工夫烦多。我初到时屡被锁打，每日卯初二刻起工，做到酉正，食饭并歇共一个半时辰。同帮有一个工人自缢身死，因是管工打得厉害。我知道有的因受欺负过甚病死。我做满八年，不肯给我满身纸，勒我再立合同做工，又不说定要做几年，许我每月银纸二十圆，若不应承便送我入工所，做无钱官工。我怕在此作工是无了期，所以不愿，又工钱太少。”

梁阿右供：“年四十五岁，广东高要县人。本做水手，被人哄我到澳门觅工，不料到去诱我入茂林记猪仔馆，见西洋官打合同，收银八圆，衣服两套。同治三年十一月开船。船上待人尚好，只是水饭不甚足用。到夏湾拿卖入糖寮，时时挨打，好也打，病也打，不多日有三个人打死。因为总管刻毒，我十一人夜间把他打死，走见地方官诉明，随后将我们定罪，坐马当萨司监十年。从前已坐过二十二个月，闻说不在十年之数，又不知我十年之后如何发落。每日派出做整街工夫，监房规矩若不遵，要打到背脊流血，用酒揸搓。”

黄阿广供：“年三十二岁，广东南海县人。本在省城做糖果。因赌输钱不敢回铺，遇见朋友阿林，叫我同去澳门，不料拐我入茂林记猪仔馆，关住一个礼拜，见西洋官打合同，将合同读与我听，我就说不愿去，西洋官叫我出来，被两个人复捉我回猪仔馆，又关住五日，拉我落船。在船上交合同一张，并银八圆。于同治三年十二月开船。船上水饭不足。到夏湾拿即卖我入糖寮近科垄埠，寮内待人不好，食不得够。我做了五年，有一黑人管工时时打人，十分恶毒。有一日我同帮四人受打不过，将他斩死。因为不杀死他，我们都是遭他打死，是以安心从他填命。我四人到科垄监坐了十六个月，又定罪要在夏湾拿坐监十年。我看来在糖寮、在监房两处，苦楚都是一样，实在愿死，不愿在古巴。我斩死管工时，本计算是定我死罪的。”

吴张思供：“年三十岁，广东恩平县人。本业田工。有一晚入市买物，回来半路被三个人捉我，关入一间房屋内。次早押我落艇，艇上已先捉有数十人，驶落澳门，带上猪仔馆，关了十日，逼见西洋官签合同，收银八圆，衣服两套。同治三年十二月开船。船上水饭不足。到夏湾拿猪仔馆一日，我同帮十五人卖到此糖寮，是二十四个大金。绞蔗时寅初开工，做到子正，内歇一个半时辰食饭，两个礼拜得歇一日。不绞蔗时寅正开工，做到戌初，礼拜日做到巳初二刻。我在澳门得过银十二圆，照数扣足，以后每月支工银四圆，系属实银，到古巴用银纸之后，每月支银纸四圆。食系粟米粉、番薯、咸牛肉、生蕉，一小碗米饭。有一日，寮中有十六个人恨极，说明以后管工打我等，只打一人，我们就要齐动手将管工打死。后就打死，俱被捉去科垄坐监，内中有三个人死在监房，有两个送夏湾拿监房，有十一个被东家赎回。我与同帮三个人干涉虽在内，其实无杀死管工之事的，亦被东家一并锁住重打。我八年工满，地方官叫我在糖寮再做两年，每月银纸十五圆，无满身纸。我无凭据，不能出街，我可得工银先买要用物件，使剩的余银尽行买白鸽票。我见中国工人死的后无棺材，同埋狗一样，糖寮离科垄不远。”

云林山供：“年二十六岁，安徽宁国府广德州人。我十二岁时，父母被贼杀死，掳到广东，后逃出贼营，在韶关当勇，因送文书到蒋抚台曹冲大营，不识路，被人拐骗到澳门，关入猪仔馆，逼签合同，未见过西洋官，未得过钱。同治三年八月开船。船上通事是洋人，常打人，我看见他打死过两人，但是带病拐来的，要上舱面喝水，通事用脚踢，又用木柴打后有一个时辰就死了。打伤的人多的狠。到夏湾拿卖我到糖寮，东家极恶，叫管工的只管催促做工，任意鞭打，打死了再买。我作了八年，受尽凌虐。满工后中白鸽票，买得满身纸，自己在故阿那海作工，挣的钱够用。我总愿意回中国，只是屡屡被人讹诈，积不起盘费，又因出口纸非一百余圆不能得，所以想往他处，亦不能动身。”

以上同治三年华工口供。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卢文迪、陈泽宪、彭家礼合编：《中国官文书选辑》，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