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阿体供：“年四十三岁，广东河源县人。咸丰十年被人骗到澳门，进猪仔馆，打合同一张，收洋钱八圆。见过西洋官。十二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本处火车馆，待我罢了，食的饱，两餐米饭。作满八年，再立合同两年，作完无满身纸，送到工所两月，我自己逃走了，作散工。作了三年，去年用两个半大金，买了一张满身纸，同工头杨阿四作工。后来地方官说纸不好，无地名，是夏湾拿出的，他说纸上未写萨故阿地方的名，不能到此作工，就叫官捉我，实在是因为东家少我们的工钱一千三百圆，工头问他要，他就捉了。东家又说，十个人纸好，二十人纸不好，想不要工头，只留作散工的，就可以押着日夜作工了，又想不给工钱，总管要作夜工，我们有工头，经手的人不肯作夜工，他就说纸不真。前审的时候，我说纸是在夏湾拿打的，有印为凭，起先又验过，何以是假的？地方官不能回答，有意思要放我们，又要想我们的钱，工头与我们都没有钱，所以至今未放。我一帮十一人，在萨故阿监内已坐了八个月，我不晓得受如此苦楚，如此冤屈，指望有满身纸，又验过是真的，后来变到坐监，我真想不到。中国人在古巴受的欺负凌虐多的狠，求作主拯救。”

唐占魁供：“年四十三岁，广东龙门县人。咸丰十年去佛山考试，由省城上船，被人拐送澳门，入和合猪仔行关住。我见说不愿去出洋的人，皆被打得半死，我住了七日，拉我见西洋官，只得允从立合同，收银十二圆。押我下船，即开到夏湾拿，卖到本城面包铺。每夜亥正二刻开工，做到未正收工。我屡屡捱打、捱锁。我同帮新会陈姓，因捱打不堪，自缢身死；地保来看，亦即无事。我八年满工，不肯再打合同，送到工所，做了一个礼拜官工，有契爷保我出来行医。我又在外病了两年多，现今在夏湾拿城行医度日。”

陈阿焕供：“年三十六岁，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人。有李阿八，长乐水口人，骗我说到香山当勇，我就同他去，带我到澳门李生泰行。他说打合同，才能出街走路，我就打合同一张，给我洋钱五圆。咸丰十年三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糖寮。东家不好，总管待人凶恶，常打，我们一帮一百人，吊死了五十人。东家现已作贼。我作满八年，送我到工所，我无钱，不能打纸，又立合同，作了两年，每月工钱八圆。因病送我到马当萨司工所，现已作工三年多，无工钱的。此地工夫辛苦的狠，礼拜不歇，我作卷烟工夫，夜里作到十二点钟，早上五点钟作起。每天食豆粥，食不饱。作烟工夫，不甚打。糖寮内吊死的人，是我亲见的，实在因凌虐不堪，真不能受了。此是总管恶毒之故。”

张阿文供：“年三十岁，广东南海县人。前我的父亲在福山作缆生意，因贼乱冲散，遇着新安麦姓，带我回去五六年，给我三两银，回福山后，遇见大沙人，捉至猪仔船，绑在船上。惟时我才十六岁，到澳门送入猪仔馆，打合同一张，收银十二圆，见西洋官不敢说话，我因头一次见西洋官，不愿出洋，被猪仔头毒打，受不住，我是以不得不应允。咸丰十年五月开船，船上待人不好。到夏湾拿住了四个月，卖入山寮，是法国东家，待人好。做了六年半，调入糖寮，总管凶横，常常打我，我亲见死的人多的狠，都是吊死的，一日夜只准睡一个时辰。食的是弓蕉、番薯，不得饱，我就拿工钱添补买食，每月四圆，生病的日子又扣，是以无余钱。糖寮作了一年半，满了工，又作了五年，每月八圆五角，无合同，投入工所整街，作无钱工，等满身纸，地方官又叫我出去作工，每月三十圆，自己得十八圆，官得十二圆，作了两个月，到多罗闸开山，作了六个月，每月三十圆，食物贵的狠，买一杯水要半圆，所以不能有余钱。多罗闸作工病死的人多，因为水土太恶，工又苦，所以如此。我作完了六个月，就到夏湾工所。我想回中国，无盘川。我要有满身纸，就可以出去多挣几个钱，就够盘川，可回去了。”

陈阿秋供：“年四十五岁，广东三水县人。我在省城作木匠，被人骗我出洋，是因赌钱输了他二十几圆，只得跟他走。咸丰十年三月，在黄埔下船，无合同，无钱，即日开船。船主待人好。到夏湾拿卖至萨故阿属下糖寮，司头待我凶恶，日夜作工，无的饱，无钱，日日打。作了一年多，因黑人管工更凶横，不堪凌虐之至，我们有五人情愿不要命，将他杀死，省得受他的凌虐，杀死了他，就将我们五人拿入监，定了坐监十二年。前未定罪时，在乡下坐了两年监，现在送入夏湾拿监内，五人已死两人，仍有三人在此地监内。作工比糖寮好点，我在监内卷烟，每礼拜卷三捆，可以够交了，如不足三捆，是要打的。监内有人作街工，受不来苦，就吞鸦片死了，死后医生割开看过，就送出监。如生病，有医生看，入病房报病，必得大病，如系小病，就不准了。”

余名兴供：“年五十一岁，广东化州人。在家作酒油小生意。有个邻近人叫我同到新加坡作生意，是咸丰十年十一月的事。他就同我到澳门，我后来晓得是卖猪仔，我不肯答应，他就打我，差不多打死了，我捱不过，只得应允立合同，给我银十二圆，下船即开。船上待我不好，日里不准睡，有睡的，就打。水不够吃，有时一圆银买两杯水。如遇见头人，就要打。到夏湾拿卖入糖寮，凶恶之至，作工无论快慢，俱用牛皮条鞭打。我亲见自刎两人，一叫阿开，一叫九角纸，后来医好了。又见吊死三人，名字我记不得了。又有一个自己打下阴打死了，都是眼见，是实话。绞蔗时寅初上工，午正食饭，未初又作工，酉正食晚饭，戌初又作到子正歇工。食系蕉子、粟米、咸牛肉，不得饱。作了八年满身，不给满身纸，勒逼我再作三年作完，东家问我愿再作不愿，我不愿，就送我到科垄埠，作了十五日官工。又送到夏湾拿，作了六个月整街工夫，作完了仍押在工所作工，每月八圆。作了二年，想回中国，只无盘川。我家内有妻子兄弟，不知道生死了，可惨之至。”

李阿会供：“年四十岁，广东南海县人。因赌钱在省城游荡无事，遇见素不相识的人，叫我往澳门去，说有事做。我同他去，不料他是拐骗我，入虏即答猪仔馆关住三日，见西洋官，打合同，收银八圆。我对西洋官说肯去，是因猪仔头吓我，说不愿去的重打，所以我迫得答应愿意。官说出洋每月工银四圆，有得食，每年有衣服两套，我即上船，在澳门停泊六个月，咸丰十年九月开行。船上待人不好，食既不好，又不得够。我因饿吵嚷，被四个水手拉我上舱面毒打，如今身上尚有伤痕。到夏湾拿猪仔馆住三日，卖入糖寮，卖我是四百零八圆。每日三餐，蕉子、包粟、牛肉干，亦可够食。辰正二刻开工，做到天黑。头一年每月三圆，以后四圆。我有时生病，不能做工，寮内叫四个黑人将我脱净衣服，推倒地下重打。八年工满，送交地方官修整街路，做一年无钱工夫，亦无衣服发给，日餐止有番薯。后来立合同入糖房六个月，每月十二圆，食的饭及衣服俱是东家给的，作完不用后，又自入糖寮，因未照章报明，作了三四日，有地方官来捉我说，我无满身纸，自行作工，拉回整街三年。有一日我病不能做工，管工的将我膀打折，到如今不能转动，请验。作满三年，押我去多罗闸作工，每月银纸十五圆，待我尚好，有饭食。说过六个月工满回来给我满身纸，不料无纸给发，又送我来夏湾拿工所，我因手折难做得工。此数日间闻得中国官来，派发新衣服。我极想回中国，我总先要出古巴。”

高宝供：“年三十二岁，广东四会县人。本做小卖买，有朋友叫我看戏，不料是带我到澳门猪仔馆，逼我见西洋官，立合同，收银十二圆。于咸丰十年五月开船。船上死人不少，因为相待不好，不准上舱面抖凉。船主疑闹事，捉几个人，一路锁打多日。到夏湾拿，我病了，住八个月，卖入萨故阿做火头，卖我是八个大金，是因我身子软弱之故。工银不按月支发，并无衣服。我在他处两年，东家极恶，我不愿意做工，东家将我租与别人，每月工银二十五圆，司头取十七圆，我得八圆。我做了六年，计司头赚得银已一千二百二十四圆了。八年工满，仍不肯给我满身纸，将我送萨故阿工所，做无钱官工一年。食不得够，又常挨打，后来准我立合同，在外作两年工满后，送回工所，一个半月，又立合同一年，复送工所。现在有十九个月了，官说要我三个大金买满身纸，奈我无钱可送。工所无衣服发。闻得有中国官来，十四个老的病的，俱打发出去了，我不知要押此多少日子才满。”(www.daowen.com)

李齐供：“年三十二岁，广东南海县人。咸丰十年间，自想出洋佣工。于十二月在广州城开船，到夏湾拿住四五个月，被卖入科垄属下夫厄虏厄底古巴糖寮。食不得饱，每日两餐，是蕉薯包粟，一餐有些米饭，叫作小餐。绞蔗时，寅正起工，做到子正，内有一时二刻食饭。礼拜日一样。不绞蔗时，不作夜工，礼拜日作到巳初歇。作工辛苦，待人又不好，时时锁打。我曾被闸脚锁打，不知是何事。我到后晓得，死了三百人，有寻死，有打重病死的，有自己生病死的；大约有一百人逃走，逃走的人多是因他刻薄，不能挨得。有一遍四个人，杀死一个管工黑人，捉锁寮内监房，六个月就有两人吊死的，两个在糖寮用枪打死，各工人都看见的，未知经官审过否？实未曾叫各工人问过。闻得此糖寮管工被人斩死了好几个，寮内工人不准出街，如若出街，就要锁打，限定在糖寮内所开铺店买物，价值昂贵异常。我八年工满，仍勒我在此做工，每月发银十七圆。我实不愿在此，愿出外间觅工。我一帮四十四人到寮，现止剩得十一个。”

黄敦供：“年五十岁，福建漳州府人。本业田工。咸丰十年间，有一日趁墟，在半路被四个人捉我入屋，锁在房间。我看房内已经锁有二十个人。是晚押我们下厦门，落夹板船，给我合同一张，并无银给。十二月开船，船上跳海死二人，中国头人时时踢人，水饭亦不够，问添水饭，都要被打。我到夏湾拿一月，卖入糖寮，卖我是二十个大金。头一年按月支工银三圆，后来四圆，病日照扣，待人十分凶刻，任意打人。我亲见寮内自尽死的数人，皆系苦楚难捱，愿意寻死。食系蕉粟并臭干牛肉，不得够饱。绞蔗时，寅初开工，做到子初，内歇半时食饭。礼拜日一样。不绞蔗时，做到亥正，礼拜日做到午正得歇。我八年工满出来，另立合同，到别间糖寮一年，每月工银十二圆，后来用六个大金买得满身纸一张。现在马当萨司埠卖鱼，每月约可得银二十圆。”

叶锦全供：“年三十九岁，广东顺德县人。本做木匠，自想出洋到夏湾拿。现在卖在格颠剌司属下三安多里婀糖寮医生处做火头。我到古巴算是第二次了。头一次，到来十二年，中白鸽票，赢得银五千圆，回去中国上岸，几日间，在香港妓馆，被女人用药酒灌醉，将我的银子尽偷去了，我醒来气极，就无指望。我想，在古巴时中得白鸽票，运气总算好，我就想仍回古巴。此时在医生处，待我尚好，食亦得饱。”

何阿四供：“年四十八岁，广东电白县人。我作泥水匠，被人拐我到澳门，入猪仔行，我不肯来，一定叫我来，不准出门，我只得依他。见过西洋官打合同一张，收银十二圆。咸丰十一年三月开船。船上有女人十二个。到夏湾拿卖到格颠剌司属下夜司必朗萨糖寮作泥水，十几天后，作耕种工夫。初来时，打的极重，同我一帮两人，管工是黑人，受尽苦楚了。作满八年，无满身纸，又逼作四年多，忍饿挨打，比畜生不如，恨不即死。我前几天问东家要纸，他说再要添作六年，若一定如此，我只好寻死了。”

以上咸丰十年、十一年华工口供。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卢文迪、陈泽宪、彭家礼合编：《中国官文书选辑》，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