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深厚的社会治理理念，主要体现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领域当中。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的主要代表有“天道治理理论”“王道治理理论”“霸道治理理论”。这三大“治理”理论曾被商鞅概括为“帝、王、霸”三术。

（一）“天道”治理理念

“天道”治理理念本质上即道家治理理念。它强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天道”理念往往侧重于强调“重生”“贵己”思想，强调要重视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主张“无政府”“极小政府”状态，宣扬“小国寡民”。“天道”治理思想家们系统阐释了如何处理天下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强调既不能牺牲个人利益利于天下，即“损一毫利天下”，也不能牺牲天下利于个人，即“悉天下奉一身”。他们认为只有正确处理天下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实现“天下大治”的总目标。这个观点从古代杨朱的“重生”“贵己”“轻物”到老子的“无政府”“小国寡民”都可以看出来，其思想要领就是希望通过“无为而治”的治理模式实现“天下大治”的目标。

（二）“霸道”治理理念(www.daowen.com)

“霸道”治理理念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当中。法家思想家们主要从人的自私本性和利己动机出发，强调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轻视“个人利益”“个人自由”，转而要求加强“集权统治”和“权威政府”的作用。“霸道”治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韩非子。他的思想典型体现为继承总结先秦法家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治理理论。这一思想的核心是：人口的增加、财富的增加和社会水平的提高导致了社会竞争的加剧，进而导致社会矛盾的增多（主要体现为封建社会君民矛盾和君臣矛盾），从而使得“无为而治”治理理论失效，得民心、顺民情与仁爱等理念无法实现社会的有序，必须采用法家“法、术、势”为核心的集权治理模式，由此出现了严刑重赏和权威震慑的治理方式，形成了古代封建社会依法治理与集权管理模式相结合的动态社会治理理论。

（三）“王道”治理理念

“王道”治理理念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当中。传统儒家思想强调“自上而下”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管理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下而上”的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迄今为止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治理理念。古代“王道”治理理念强调重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其主要体现在封建社会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上，实质上是关于重民、爱民、利民的“民本思想”的总和。“王道”思想从商周时期开始萌芽，历经多个朝代直至清朝，其间经历了多种形态的发展、变化和演进。但是，无论它的表现形式是“民为邦本”、以民为本的民本形式，还是“敬德保民”、以民为重的民重形式，还是“民贵君轻”、以民为基的民基形式，还是“利民”“富民”、让利于民的富民形式等，都明确显示出了“王、国、民”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鲜明揭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仰赖国君与百姓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古代中国思想家中，孔子、孟子是“王道”治理思想的集大成者，明确主张国君治理国家应当实行“仁政”“德政”，要求“为政以德”，认为“桀纣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要“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对比传统文化当中几种社会治理理念的典型观点，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西方普遍认为，社会决定国家的产生、发展和灭亡。例如，在国家管理与社会自治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认为，国家只是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存在，有赖于社会自身的运行意志的引导和制约。国家意志与社会意志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言：“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因此，在国家、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国家政治与社会治理之间的互动演进分成了几种形态，也为我们探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当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加强党和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就需要从其理论源流中进一步寻找思想的理论活水和养分，不仅需要从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中进一步寻找养分，更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治理思想中，汲取养分。总体来讲，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理念，是“天命—王命—民命”关系的产物，对于我们当前创新社会治理、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加强依法治理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