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社会治理”，就是特定的治理主体对社会实施的管理。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变化，而且蕴含着理念、方法的变化。可以说，社会治理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和经济效果的治理模式，并且还有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国家可以用这些来管理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

（一）社会管理的演化发展

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奉行社会中心主义和公民个人本位，因此理性经济人的社会自我治理，在理论逻辑上就构成了西方国家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本质上就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社会自我治理理论。“如果说19世纪至20世纪的改革家们倡导建立最大限度的中央控制和高效率的组织机构的话，那么21世纪的改革家们则将今天的创新视为是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的复兴实验过程。”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社会治理由社会管理逐渐演化而来。在我国，社会管理最早见于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这个方案提出政府有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项基本职能。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多元社会的日益形成和社会流动性的日益增强，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管理应该走向社会治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党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推进社会治理的要求。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等方面，部署了国家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提出社会治理概念。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推动社会治理深入发展。显然，我国的社会治理，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活动，就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二）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区别

社会治理虽然由社会管理演化而来，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区别，这种区别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覆盖的范围不同。社会管理在实践中往往被理解为无所不包，涵盖的领域过于宽泛，在实践中不容易把握、很难界定；社会治理则聚焦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

2.社会治理相比于社会管理，更突出地强调鼓励和支持各方面的参与，强调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管控。

3.社会治理更加强调制度建设，强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社会治理体系可以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与合作方式。(www.daowen.com)

（三）我国社会治理的本质属性

我国的社会治理与西方国家奉行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公民个人本位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治理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国的社会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确立和巩固的前提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治理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执政行为的实际体现，是在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总体格局中运行治权的活动。因此，社会治理在各个方面，都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第二，治理的根本出发点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人民属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规定，我国社会治理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在运行和发展过程意义上稳步实现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政治，由此达成人民民主与国家有效治理的辩证统一。如同习近平总书记论述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时所指出的那样：“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

第三，治理遵循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战略的实际途径，因此也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任务，要求以法治思维运行治权，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显然，这其中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恰恰分别对应着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鲜明地显示了多种治理共同遵循的基本方略。

第四，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指向。在价值层面，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培育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

在制度层面，国家社会治理的目标指向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破除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创新释放生产力和社会活力的体制机制，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