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是指因为时代的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和阶级的不同，人们在社会问题的性质认定上，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处理方法。社会问题有其文化差异性、时代性和群体差异性。从比较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人们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因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界定的标准也就呈现很大的差异性。而社会成员由于利益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也是不同的，这些造成了社会问题认识的不一致性。这种不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差异性

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必须了解某一社会的文化背景即该国的风俗、规范、道德、宗教、生活方式等，要与别的社会比较。必须注意一个国家的历史的演变，以及其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体系。

同样一种社会现象，在某种文化背景下被认为是社会问题，而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却并不一定被认为是社会问题。例如，在某些国家由于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允许存在一夫多妻的制度；而在大多数国家，这种现象是重婚，属于触犯法律的行为。在人口问题上，某些宗教国家并不把人口的膨胀作为社会问题，认为节育、堕胎是犯罪；而在大多数国家则提倡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同一社会问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社会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在欧美国家中，独身者众多，由于社会成员重视个人的隐私权，对婚外性行为的容忍度较高，对个人私生活并不关注，认为独身是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不把它视为一种社会问题。而在中国，人们对婚外性行为的容忍度较低，对大龄未婚者群体十分关注，把独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在西方社会中，对性别的歧视和不平等问题较为重视，认为是一个始终未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而在一些宗教国家和封建形态的国家中，性别的不平等被视为正常现象。

文化背景不同，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关注的社会问题都是不同的。这种文化的差异性，要求我们在研究同一种社会问题时，要注意它的文化背景。在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时，只能将其放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来研究，而不能简单地照搬欧美国家社会学者的研究结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问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中，对社会问题的判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如卖淫嫖娼、赌博等，在中国被视为有伤风化、妨碍社会治安、破坏道德风尚的社会问题，是政府明令禁止的；在有的国家中，却以“既不对财产也不对生命构成危害”“没有受害者”为由，而采取放任不管或有限控制的宽容态度。这种对社会问题评价的国情差异，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直接影响。

国情不同，对社会问题关注的侧重点也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对道德颓丧、人际关系的功利化、贫富的两极分化、腐败、犯罪等社会问题比较关注，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更注重道德的作用，社会成员对非道德的社会问题具有更高的敏感度。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更多地关心与个性的自由发展，与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健康相关的问题，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艾滋病、精神疾患、妇女解放、种族歧视、吸毒贩毒、财富的不平等等问题。国情差异性还表现在一个国家国情的变化上。社会制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作为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判断体系，会直接影响管理者集团和社会成员对社会问题的判断。同样是吸毒、卖淫问题，在旧中国，政府对这类社会问题的态度是暧昧的，制止是乏力的，致使这类问题泛滥成灾；而在新中国，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采取严厉禁止的措施。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人们对同一社会现象所感受的刺激，以及做出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因而对同一社会问题做出的价值判断有较大差异。

（二）群体差异性

由于社会成员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职业背景、经济利益和道德观念，于是这些分别属于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向就发生了分化，对社会价值的判断和意见也持不同的立场。社会问题的判断标准是基于利益群体的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是多元的、有差异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对同一社会问题，各个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社会问题，有的认为不是，有的认为问题很严重，有的认为无关紧要，变成了一种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中产生的腐败，有人认为已经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严重社会问题，而有的人认为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赎买金”和“润滑剂”，是社会发展必要的成本。这种认识的多元化现象，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群体利益的差异。(www.daowen.com)

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不同阶级对同一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判断带有鲜明的差异性。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和认识判断是不一致的，因而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评估和解释都蕴含相当浓厚的主观成分。人们这种矛盾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到能否把某一客观上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当作社会问题处理，会直接影响到为改变这一社会现象所做的各种努力。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同一利益群体中因认识不同而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的判断。社会集团的利益矛盾，使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有时并不一致，即使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常常因对某些集团或利益群体有着某些正面的功能而被容忍，或这种社会问题的形成正是某些集团推动的。

（三）时代性

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总是在问题产生之后，而不可能在社会问题产生之前。人类的是非善恶观念本身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变化的，人们评价社会问题的标准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同时代都会产生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信仰系统，会影响人们对客观社会状况的看法。某些社会状况在一个时期是可以接受的，而在另一个时期又是不可容忍的。

（四）综合性

人们评价社会问题的标准会发生改变。如在对待人口问题上，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多子多孙是正面的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也认同多子多福这一观念。在西方，《圣经》以多子多孙为训。对于维护传统观念的人来说，节育倒是一个社会问题，荷兰也曾围绕是否允许堕胎展开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在今天的社会中，过多的人口造成了就业的压力、资源的紧张，人口膨胀成为人类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控制人口生育便成为一种新的观念，这时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与现代的节制人口的观念出现了冲突。因此，评价社会问题的标准具有典型的时代特点，往往是非常具体的，与当时人们的利益与观念密切相关。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通常是被动的，有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