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问题

当人口发展受到不良影响时，就出现了人口问题。既然人口发展包含自然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那么人口问题也就分为自然发展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两大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从系统的观点和角度来分析。首先，人口自然发展方面的问题，可以看作人口系统本身发展呈现出的问题，这方面问题与人的生存、繁衍、代际延续和平稳增长有关。表现为生育水平，人口数量，性别、年龄、民族结构，人口素质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异常或剧烈波动。其次，人口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是指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资源系统、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人口问题的外延颇为广泛。人口问题包含时间轴上的问题，即以时间为自变量的时间序列问题，例如在一个时期内人口生育水平的异常波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异常偏高等。人口问题还包含空间轴上的问题，或者说在某一时点或时段的横截面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生态等各部分相互协调与和谐发展方面出现的问题。除了人口系统本身可能发生危及人口生存、繁衍和发展的问题外，在现代社会，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是我们研究人口问题的主要视角。现代社会的人口问题是怎样被发现的？通常是在观察人口系统与经济、社会等其他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被发现的。尽管人口问题表现在数量、素质、结构、迁移、分布等方面，但这常常是表象。从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析，其本质是人口系统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系统协调发展方面出现了问题。

随着人口生育水平稳步降低，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一些新的人口问题出现并日益变得严峻起来，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和谐发展受到威胁。这些值得高度关注的新人口问题包括：

1.城市超低生育水平、户籍人口负增长与西部农村地区相对较高生育水平并存，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的生育水平不平衡，严重制约社会和谐发展。

2.农村生育政策难以落实，导致出生在经济条件低下、难以保证接受良好教育的农村家庭子女，在新一代出生人口中的比例，大大超出农村家庭占城乡家庭总数的比例，造成新生代人口整体教育素质的提高十分艰难。现行生育政策使人力资源再生产从出生环节就埋下制约人口素质提高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隐患。

3.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其社会后果亟须研究，这些家庭的代际延续风险与家庭福祉，需要引起社会关注。

4.经济落后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控制超政策生育行为和子女教育三大任务极为艰巨，将农村计划生育与解决三农问题的结合，以及制定和实施“一揽子”解决方案，尚未受到相关部门足够重视。

5.农村独生子女、双女家庭父母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尚须大力推进，需要从试点走向普及。国家财政投入支持力度还需加大。

6.出生婴儿生理缺陷发生率较高且呈上升势头，令人担忧。

7.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且有愈演愈烈趋势，亟待扭转。

8.人口数量众多与潜在优质人力资源供给短缺，同时并存。

9.低生育水平下“人口红利”将很快消失，而预期的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经济、社会后果，将很快显现。

10.人口流迁与城市化进程的有序引导亟待加强。

11.青少年人群生殖健康教育需要加强；艾滋病等的预防任重道远。

…………

这些多样化的人口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和获得妥善解决，将会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稳定、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长远的不良影响。

（二）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严重失调，从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现象。生态环境问题一般可以分为三类：

1.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主要包括生物物种锐减、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

2.环境污染。譬如：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全球气候变暖、酸雨污染、臭氧层破坏。

3.资源短缺。水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表现比较突出的有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森林和草地资源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当前经济发展企稳向好的关键时期，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坚持把节能减排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快发展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加快开发洁净煤、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碳捕捉等技术，加快建筑节能步伐，培育以能源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不竭动力。

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当前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近些年来，世界能源消费剧增，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极端气候频发，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人均资源少、环境容量小，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我国对节约能源资源很早就给予了高度重视，提出应该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升级，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如今，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各方面的自觉行动。

（三）劳工问题

就业乃民生之本，也是世界难题。尤其在有着14 亿人口的中国，就业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复杂，扩大就业任务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繁重。人口多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矛盾在今后将变得更加突出。扩大就业，任重道远；扩大就业，刻不容缓。

目前，我国劳动就业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的压力：一是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近年来城镇新成长劳动力每年保持着1000 万人的规模。二是大量农民工进城就业。目前进城经商务工的农民已经有8000 多万人，但是农村仍然有1亿以上的富余劳动力。三是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目前在全国需要重点帮助实现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大约是1300 万—1400 万人。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农民进城打工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这三方面的人流汇合在一起，使我国的就业压力巨大。

我国劳动就业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包括三方面。第一，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量远远超过了劳动力需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由于我国人口基数比较大，适龄劳动人口的总量快速增长，国企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加之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十分庞大，对城镇就业市场形成了巨大压力。城镇新生劳动力、经济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失业人员、进入市场的下岗职工、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大学毕业生就业等交汇在一起，使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

第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使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业转移，增加了就业压力。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大批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现在已经有1.3 亿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今后每年还要增加几百万人。为数庞大的农业富余劳动力，构成了就业形势的又一大压力。

第三，中国加入WTO以来，GDP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伴随着世贸组织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贸易壁垒逐渐被解除，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开放、竞争更为激烈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GDP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

总之，劳动就业是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一个基本社会问题，面对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既要考虑长期的解决办法，又不能忽视当前所应该采取的应急措施，要长期和短期并重，标本兼治，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解决就业问题的路子。

（四）贫困问题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诱发贫困现象的原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社会性原因，例如自然灾害。在当代，尽管人类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但仍然有许多自然因素是人力所无法控制的。另一类是社会性原因，例如激烈的经济竞争等。还有一些原因是以上两类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突发事故、重大疾病等的发生既与人的活动有关，又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自发性。下面对有关诱因分别进行具体阐释。(www.daowen.com)

1.因突发自然灾害致贫。尽管许多人认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已大大增强。但必须看到，目前人类在许多自然灾害面前仍然是十分渺小的，简单举例来说，即便是科技强大的美国在面临飓风等自然灾害时仍然束手无策、损失惨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重大自然灾害仍有可能使我国群众陷入绝对贫困。

2.因疫情和重大传染病致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外的人员、物资交流增多，外源性疫情发生的风险也相应提高。例如2018年8月以来，中国多地出现非洲猪瘟疫情，给我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一些养殖户因此致贫。另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对源自国外的传染病、性病等也应予以高度重视。例如自艾滋病传入中国后，我国呈现出受感染者逐年增多的趋势，一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了“艾滋村”，一旦某个家庭有一个人感染这种传染病，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都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可能因病致贫。

3.因重大疾病致贫。在当代，重大疾病致贫是由两个方面的情况共同促成的。一方面，随着工业文明在中国的普及，我国的空气、土壤、水、食品、环境受到农药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这些有毒有害物质与生产、消费过程相伴，很难消失；随着物质资料的不断丰富，暴饮暴食现象增多，因此重大疾病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西医是一种根源于工业文明的诊疗手段，其需要许多医疗设备，因此西医的医疗费用很高，一般家庭很难承担重大疾病的诊疗费。

4.因战争致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不能完全排除战争风险，我国一旦遭遇外来侵略则必定应战，而战争的爆发必将使一部分群众的生活陷入绝对贫困。因此，我国应针对各种有可能影响群众生活的状况做好万全的准备，特别是加强与“战争爆发情况下如何保障人民生活”相关的预防性工作。另外，我国已多年未遭遇战争，群众往往习惯于依赖充足的市场供给，没有储备物资的习惯。我国群众必须增强相关的风险意识，形成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5.因意外事故致贫。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在西方国家出现后逐渐传入我国。工业文明在我国的传播，带来的必然结果之一是意外事故急剧增加，例如工伤事故、道路交通事故、家庭中的燃气泄露等事故。这些事故一旦发生，不仅可能使有关家庭陷入贫困，甚至会使相关企业的经营受到严重打击。

另外，因黄赌毒等不良现象致贫，并不少见。赌博和毒品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但目前仍然有少数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有极大可能导致相关家庭致贫。

（五）教育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近年来我国教育的大发展、大改革，使新旧矛盾相对集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成绩背后存在着一些隐患”。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复杂矛盾和亟待解决的难题。

1.教育发展基础较差，人力资源总体水平较低。我国教育发展的基础较差，学校教育存在高中和高校教师总量不足、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素质偏低、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等突出问题。农村的义务教育总体水平比较落后，农民的子女不能接受优质教育，学习的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教师的水平比较低，人才培养规模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才强国的战略需要。总体上，农村劳动力人口文化程度偏低，受教育的年限较短。

2.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的总体投入不够，2019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0175 亿元，占GDP比重的4.04%。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全球教育开支占GDP比重均值为4.487%，而韩国、美国、加拿大一般都超过了6%。在世界上有可比性数据的190个国家和地区中，4.04%这个数字，居第110 位，和中国排名相近的有泰国（97）、希腊（103）、伊朗（111）。特别是在财政性经费方面，我国明显低于国际水平。教育的投入增长跟不上人才培养规模的增长速度。教育的投入制约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对教育投入少，造成人口素质低，科技力量薄弱，创造发明存量少，影响国家科技发展，国家因此而贫穷，更无力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链条中，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是根本。

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教育落后于东部教育。由于投入不足，中、西部教育在教育发展水平、“两基”普及、师资力量、校舍建设以及家庭教育支出等方面都落后于东部。二是教育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从城乡对比来看，近年来全国预算教育经费约60%用于义务教育，其中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只有35%左右。三是教育的群体发展不平衡。社会的不同群体在教育上拥有完全不同的教育资源，相对来说，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比较少，尤其是农村的女童，城市中的外来务工者子女，特殊教育系统的残疾、智力障碍人群等，在教育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3.教育产业化问题突出，人民教育负担过高。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产业化问题突出，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盲目扩招和无序招生，中小学校、大中专院校乱收费、高收费，一些中小学被拍卖。根据有关资料，城乡贫困人群中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在中国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所用的开支占了家庭收入的32.6%；而在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指数分别为25.9%和23.3%。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而“缺乏知识和技能”是城乡居民挣不到钱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就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4.能力结构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创新教育薄弱。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我国现代化建设急需大批的复合型人才以及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这对人才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培养提出了挑战。目前第一产业人力资源过多，需要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第二产业要合理调整内部结构，进行企业体制改革，大量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对传统产业和体制改革后的下岗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培养相应的技能，调整人才能力结构，以适应新的岗位需求。

（六）家庭问题

家庭是社会中最古老、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员由于婚姻、血缘或认领关系而构成的社会单位。伴随着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革，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和复杂化，且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日趋明显。

1.家庭教育观念混乱。家训缜密、门风严整、家教一贯，是中国古代人民家训的突出特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子不教、父之过”家庭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这些朴实而一贯的家庭教育观念，经过一代代家长的接续传承，便积淀成为一家一族普遍认可和持守的家教门风，不仅能让幼小子女接受家长的教育引导变得守规矩有教养，而且更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幸福和睦。时至今日，现代社会的家长对家庭教育的普遍重视，并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指导上，很多家长认为只要学习成绩好，孩子在家什么都可以不用干，孩子的理想信念、言谈举止、生活习惯存在不良倾向也可以容忍等等。在这些错误家教认识指引上，有些家长或孩子的监护人对家庭教育的认识不清，父母之间甚至存在着教育观念不一致的现象。

2.家庭教育方法失当。在传统家庭教育中，家长以亲情关爱的方式，将社会一般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原则渗透到家庭生活当中，于寻常时润物细无声地培育出家人子弟的德行人格。当今社会的家庭教育方法，更多地表现为简单粗暴。有的家长对孩子溺爱，不让孩子外出、不让孩子干家务活；有的家长越俎代庖，为孩子穿衣喂饭、代写作业、代为劳动；有的家长讲究孩子的吃穿，放任孩子为所欲为；有的家长过于严苛，不仅剥夺孩子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在家庭教育中搞一言堂。

3.家庭教育规范不足。立法规范家庭关系与家庭伦理制度，是中国数千年家法族规等传统家训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当今，家庭教育规范不足，国家应加强管理，以不断公开透明的标准，要求并检视着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私人空间的家庭教育活动。

此外，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城乡家庭关系结构发生改变，家庭人口数量减少，核心家庭、小家庭占多数，出现了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随着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经济社会条件的改善以及人们婚姻观念的改变，离婚率有上升的趋势。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大量增加。

（七）交通问题

对于城市交通问题，学者何玉宏做了如下较为详细的探讨。人们通常所说的城市交通，是建立在良性运行的基础上的城市交通。所谓“良性运行”是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在研究社会学对象问题时提出的一个概念。郑杭生认为，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可以分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三种类型。城市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部规范和社会结构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同样地，城市交通作为城市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又是独立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城市交通的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自然也存在良性运行、中性运行与恶性运行三种类型。城市交通的目的不是车辆的移动，而是实现人和物的移动。评价城市交通的质量并不是去统计城市拥有多少交通设施、有多少交通工具，而应该去观察人们的日常活动是否处于正常的生活状态，或者去看人们的生活是否存在来自城市交通的压力。不论他是拥有私人小汽车，或仅拥有自行车，还是并不拥有任何私人交通工具，都能方便地出行。

具体地说，一个良性运行的城市交通的标准应该是安全、高效、舒适、选择性好、费用低。显然，这个标准是城市交通系统运行的理想标准。但在城市现实生活中，这并不容易达到；相反的，城市交通系统的运行倒常常表现出中性运行甚至恶性运行的状态，亦即表现出城市交通问题。可以说，一个人在城市生活有许多方面经常受到交通系统的影响。不论城市居民是否了解交通系统与城市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他们对此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城市居民对城市交通系统的最不满意之处可以归纳为六类（见图1）。

图1　城市交通问题示意图

事实上，这六类问题几乎包罗了与交通有关的全部问题。处理其中一类问题，势必影响其他几类问题，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应该把它们看作一个复杂问题的六个方面，简称为城市交通问题。多数城市的交通问题研究着重于交通速度问题。有专家认为，速度问题是交通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不是交通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如图按顺时针方向转，城市交通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车祸：人的生命与交通速度孰重孰轻，似乎并不需要讨论。其次是公共交通问题。这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高峰时间的问题，主要指在公共汽车和火车或地铁上非常拥挤；二是非高峰时间的问题，主要指车次少，不定时，有时甚至没有车或票价太高。还有步行者的问题。这个问题与骑自行车者的问题相关，因为步行者与骑自行车者都受机动车的干扰。然后是环境问题。它涉及面较广，包括交通的噪声、烟雾灰尘、震动等对城市环境的污染以及有些交通设施（如高架路、立交等）破坏城市景观或穿越城市把某一地区一分为二等。最后是停车困难问题，包括停车的收费过高、小汽车太多等。

（八）犯罪问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随之而来的犯罪状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犯罪学经典理论认为，贫穷不一定导致犯罪，富裕也不一定导致犯罪，但社会的巨大变化很可能导致犯罪率的提高。从已有的数据及资料来看，我国社会犯罪问题呈现以下特征：

1.刑事案件频频发生。从全国检察机关年批准逮捕人数来看，从1988年至2019年，全国年批准逮捕人数大约增长了2.3倍，提起公诉人数增长了近3倍。在2005年至2015年期间，全国刑事犯罪一直处于多发状态。其中，爆炸、绑架、杀人、伤害、强奸、抢劫、抢夺等恶性暴力犯罪不断发生，“两抢一盗”等侵财性犯罪多发高发，黑恶势力犯罪和涉枪涉爆等严重暴力犯罪居高不下，禁毒形势总体严峻，吸毒、贩毒案件屡禁不止；涉黄涉赌犯罪等仍较严重。

1981年至2018年，侵财性犯罪占刑事犯罪总数的比例每年在70%至90%之间波动。盗窃是最主要的侵财性犯罪类型，约占侵财性犯罪总数的85%；诈骗犯罪案件自2005年以来增长较快，涉黄涉赌犯罪屡禁不绝。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打击黄、赌丑恶现象的力度不断加大，涉黄、涉赌犯罪活动更加隐蔽，并趋于高端化、网络化、隐蔽化。同时，开始向广大农村地区发展蔓延，跨国跨区域重大涉黄涉赌案件不断增多。

2.其他刑事犯罪多发。一是未成年人犯罪增多。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趋向低龄化，14—16周岁群体犯罪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各地方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所占比重较高，在一些地方约占受审查起诉未成年人总数的1/4，甚至更高；罪名主要集中在盗窃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等，占全部受理案件人数的81%。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特点是犯罪手段暴力化倾向严重；共同犯罪居多，兼具耦合性。犯罪地点主要分布于街头、娱乐场所（如网吧、酒吧、KTV等）和学校附近。二是经济犯罪呈大幅上升趋势。自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犯罪呈高发态势。从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看，立案数量年均增长10%以上。特别是涉及民生类制假售假犯罪形势严峻，职业化、产业化、跨区域特征明显。从查处的案件情况看，从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到烟酒等日用百货，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较大。三是职务犯罪打击力度加大。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在反腐问题上一直保持高压态势。

3.治安案件数量居高不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个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大大增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快流动，地区差异、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逐渐凸显。这主要表现在：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而引起的失地农民问题，国有企业改制而产生的下岗职工问题，早期离退休老职工的福利待遇问题，军队退伍人员的安置问题相继爆发；与此同时，环境领域、民生领域、能源资源等领域矛盾日益凸显，由此造成治安案件持续增多。

总体来看，刑事犯罪仍是影响我国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短期内刑事犯罪持续高发的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扭转。从犯罪类型看，侵财性犯罪是我国最主要的犯罪类型，抢劫、抢夺、盗窃“两抢一盗”犯罪活动猖獗，诈骗犯罪尤其是电信诈骗案件数量增长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