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是社会治理的具体内容和对象，没有社会问题的社会治理是不存在的。对此，陈亮指出社会问题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作用客体和行为基础，并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

（一）社会问题的多样性是社会治理发展的动力

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各个层面的社会关系都伴随着深刻的调整，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就业、艾滋病、水污染、空气污染、重金属污染、食品安全等等。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些问题的存在，意味着社会治理日益呈现复杂化的发展趋势。面对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单一的科层治理模式往往很容易陷入治理失灵的境地。社会问题的多样化，要求社会治理必须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转向以政府、市场、社会等为治理主体的网络化治理轨道上来。实践表明，只有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探索多种形式的网络化治理，才能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治理手段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探索更多的、解决棘手问题的手段。

（二）社会问题的不确定性推动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www.daowen.com)

转型时期社会的发展呈现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属性上来看，它是一个典型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所蕴含的各种风险因素，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以共时性的方式并存且威胁着社会秩序，在此过程中，社会问题及环境呈现明显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动态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受到内外双重因素的困扰，内部因素的困扰表现在观念、体制等问题上；外部因素的困扰表现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干扰等。一言以蔽之，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以及多种因素的叠加，使得中国步入了“风险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过程中，社会环境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它通常意味着“个人或组织在预测未来事件上的无能为力”。转型时期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环境要求社会治理模式必须具有高度的调适性、动态性和发展性。

然而，受制于社会治理理念滞后、社会治理制度匮乏、社会治理方式滞后、社会发展不成熟以及社会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空间较窄等多种因素，现阶段社会治理在调适性与适应性上还无法完全满足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人类社会治理的实践表明，针对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单纯依靠现有的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是不可行的，因此需要建立起新的治理机制，实现风险共担和共存的秩序”。因此，在转型时期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根据社会问题及环境的不断变化，动态地调整治理模式，实现治理模式与社会环境的动态互契，就成为转型时期提高中国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