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体结构的重组

1.原有阶级分化出新阶层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推动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原有的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和重组，并且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急剧分化，人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迅速变化。在这一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除了传统的工人、农民内部发生分化以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也正在形成，作为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坚力量的社会中间阶层也随之逐步崛起。

首先，工人内部出现分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的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由原来的两大部分即国有企业工人和集体企业工人分化为国有、集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几个层次，从总体来看，主要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层：企业家、管理者、普通工人、低收入职工等。

其次，农民内部出现分化。我国的改革使农民阶级也较早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农村居民在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等方面的差别，使得农村的社会分层日益明朗化、动态化。根据当前农民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可以将农民划分为如下几个阶层：农业劳动者、进城务工者、乡镇企业职工、农村管理者等。

最后，中间阶层出现并开始发展壮大。所谓中间阶层，是“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间凸起部分，西方称之为中产阶级。由于新时期的市场取向和政策导向，加以个人自身努力，无论在工人内部还是农民内部都出现了中间阶层。社会中间阶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阶层，它是在社会各阶层相互交叉、渗透的基础上，逐渐淡化其原有的阶层界限，社会属性趋同且相对泛化，包容多个阶层成员的“特殊阶层”。

2.新生阶层的发展比较快

2015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下简称《条例》）向社会公布。在《条例》明确的12个方面的工作对象中，第一次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个新的群体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也引发了公众的好奇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个概念是怎么产生的？其实，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些新的社会群体的统称。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体是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四大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指受聘于私企和外企，掌握企业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专门知识者）、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提供知识性产品服务的社会专业人士，以及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者）、自由职业人员（指不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与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者）、新媒体从业人员（指以新媒体为平台或对象，代表特定机构从事投融资、技术研发、内容生产发布以及经营管理活动者）。

这“四大群体”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涌现出的新业态和新平台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群。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群体。而新媒体从业人员则是在互联网这一改变人类生活的重要新平台中所涌现出的。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究竟有多少？中央统战部2019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8200 万人。其中党外人士占比为95.5%。根据调研统计测算，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4800 万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1500 万人；自由职业人员约1400 万人；新媒体从业人员约1000 万人。由于各类群体间存在人员交叉，数据直接相加总数多于8200 万。

3.不同阶层、群体的差异扩大

（1）社会阶层、群体的分化。阶层一般是指阶级内部不同等级的群体或处于不同阶级的群体。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将社会中的人群分成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群体。“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将目前中国社会分成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10个阶层。

（2）社会阶层、群体的固化。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处于经济社会地位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增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从社会发展来讲，基于不同出身、财产、知识、职业等形成不同阶层是正常的现象。分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固化。阶层固化意味着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受阻，个人后天努力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也就是说，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构成趋于稳定，社会不平等结构被原样复制。社会阶层结构一旦固化，公平正义势必遭到严重的损害。

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流动面临阻力，尤其是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贫穷将会代际传递，一代穷世代穷。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2012年至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0.467，0.474，其中2016年的基尼系数比2015年还高了0.003，基尼系数普遍高于0.45，说明中国收入差距较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同时，基尼系数的逐渐扩大，意味着社会大部分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不能改善这种现状，在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时，社会阶层、群体间的潜在矛盾也会不断被激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

（二）组织结构的变形

近年来，由于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全国各地相继进行了社会组织建设及管理的探索实践。当前社会组织变形变异，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乱表彰、乱评比、乱收费；二是存在机关化、行政化倾向，存在衙门作风，服务走样变形；三是有的以自治组织、公民代表自居，非法从事营利性活动；四是有的社会组织打着民主、维权、宗教、慈善、环保、扶贫等旗号四处活动，蛊惑人心，成为敌对势力的马前卒。

关于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可以大致总结为：市场化改革、单位制解体；社会转型；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保障社区居民自治权利的需要。民间社会组织建设正处于基层社会管理组织变革的第二个阶段，主要任务就是填补“单位制”解体后的空白。强化领导方式、调整网络结构、创建平台以及政策扶持这些途径能够有效推动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但仍会存在着政府投入不足、权责倒置、评估缺失等问题，只有实现民间社会组织监管的社会化，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三）社会结构的转化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是一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文明史，也是一个社会结构不断变革、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www.daowen.com)

第一阶段：1949—1956年。这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社会结构上的特征是形成了“四大阶级”格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通过改造旧社会，建立新政权，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得到了重构。旧社会下的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被彻底消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和社会基础，其经济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由此，在这个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特殊阶段，我国社会结构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基本阶级的格局。

第二阶段：1957—1977年。这个阶段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在社会结构上的特征是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格局。这种社会结构模式的提出，受到当时苏联斯大林时期提法的影响，过于简单，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带有较强的政治和理想色彩。“两个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前者是各个单位中的职工，后者是各个公社中的社员；“一个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1956年，周恩来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首次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充分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

第三阶段：1978—2011年。这个阶段是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在社会结构上的特征是“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形成。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深入发展，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和冲突博弈，传统的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迅速瓦解，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也开始逐步松动，整个社会的流动日益频繁和活跃，我国社会结构逐步过渡到以十大社会阶层为核心的现代化的阶层结构。这一阶段是我国社会结构分化与重组、变迁与再造的重要阶段。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基本元素和特质已经蕴生，为构建一个现代化社会奠定了重要结构基础。

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这个阶段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阶段，在社会结构上的突出特征是城乡结构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呈现新局面，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分，统一称为城乡居民，这是身份体制上的重要突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广泛实施和深入推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实现统筹并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改革进入突破攻坚阶段。

在社会总体福利状况进一步改善的基础上，着力推进脱贫攻坚战，使得社会边缘贫困群体状况获得显著改善。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下，共享型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普遍提升。

（四）制度结构的变迁

根据定义和内涵的不同，制度变迁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为狭义的制度变迁。区别于制度生成、制度持续和制度终结等制度过程，狭义的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发生质变，是制度发生明显变化的特定阶段和特殊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变迁区别于制度演化，只指剧烈的变迁过程，时间相对较短，变迁的特征和结果显著。狭义的制度变迁强调对阶段性特征的把握，如理性制度主义者强调制度变迁的行动者能动性，基于交易成本考虑制度的变迁，认为制度演化不在此列。这种概念是基于连续和断裂的划分。

第二种，制度变迁与制度演化不做区分，制度演化是制度变迁的一种形式，演化过程和变迁过程共同区别于静态的制度状态，区别于制度产生和制度终结过程，这个意义上的制度变迁观念强调制度的内生演化性和外部冲击性。这种概念是基于静态和动态的划分。

第三种为广义的制度变迁，包含制度设计、制度演化和制度急剧变迁和新旧制度的交替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变迁贯穿制度运行发展的整个过程。广义论者不对制度变迁和制度演化进行区分，因为从本质上讲制度始终是处于变迁状态的，制度变迁贯穿制度产生、维系和终结的整个过程。演化变迁是渐进的、缓慢的变化，相对于狭义的制度变迁而言，广义的制度变迁强调组织稳定性和变迁连续性。这种概念是基于自变量和因变量而划分的。

这三种制度变迁的概念，大致对应了新制度主义的各流派的制度概念，第一种制度变迁概念仅限于短期的制度变迁，比较符合制度经济学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观念；第二种制度变迁观念对演化和变迁不做区分，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观念相匹配；第三种概念关注了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与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观念相适应。就制度变迁而言，早期历史制度主义运用断裂均衡解释制度变迁，认为制度变迁可划分为关键节点和制度持续两个时期。社会受到外部冲击而形成制度，随后是漫长的制度稳定，即断裂均衡。近期的历史制度主义修正了这种仅依靠外部冲击的变迁观，探索制度变迁分析的综合框架，分析多重机制互动下的制度变迁的综合体，我们称之为制度变迁的综合框架，这种综合框架并不能涵盖制度变迁的所有变量和因素，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因素被绝大部分的历史制度主义者所倚重，逐渐演变形成一般性的分析模型。这种分析框架超越路径依赖、关键节点、断裂均衡等变迁模式，也综合了渐进变迁、演化变迁、内生变迁等模式。

（五）意识形态结构转变

1.价值观念取向由单一转向多元

社会发展变化的丰富性带来价值观念的多样性。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分化速度的不断加快，种种差异造成了人们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的不同，同时也造成人们对于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反应和评价，形成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价值选择都有了存在的理由，很多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而无须背负很大的思想压力，价值观念的多样性成为这个时期最鲜明的特征。价值观念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既体现了民众随着社会转型而进行价值选择和观念调整的必然性，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自发性和非整合性。同时，当今社会成员的人生价值观呈现出鲜明的务实取向，多元化的自我价值定位和实现途径正在形成。在人生价值观念方面表现出既注重精神的价值，又注重物质价值。

2.民众独立思考能力增强

独立思考能力和自我批判精神是社会进步的正能量。保持理性、中立、客观的态度来面对各种问题，是民众具备独立思考精神的前提。当前，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海量信息不断涌现，各种谣言满天飞，能否以独立性的思想和批判性的思维来看待这些，已经逐渐成为衡量民众认知能力和思考能力的重要标尺。值得肯定的是，相较于以前，我国部分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不再人云亦云，而是善于思考和研究，并做出自己准确、科学的判断和传播正能量。尤其是面对网络信息甚至谣言时，很多民众能够主动辨别真假，并且敢于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观点，而不是谣言的帮凶。

3.自我抉择自由度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个人生活价值体系正经历着一系列由“物的依赖关系”的确立而引发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个人生活选择的一系列改变，人身更自由了，生活更自主了，财富增加了，个人选择的机会增多了，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任何个体都享有更加自由、宽松的选择空间，不论是职业、兴趣还是个人的装饰打扮。这种选择的自由，是社会更加包容，社会价值观念更加多元的表征。例如：2020年，湖南耒阳的钟芳蓉考出676分，位居湖南高考文科第四名的好成绩，可她却在众多可选择的志愿里，挑中了北大考古系，这是一个被认为是很“冷门”“没‘钱’途”的专业。但从个体角度来看，这是个人依据爱好做出的职业选择，也是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自主选择的志趣所向的专业，是一种社会进步。

4.新旧价值观念冲突剧烈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形态变迁，但内在却存在着文化上的继承关系。价值观念作为一种具体的主体意识反映，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旧价值观念的传承，这就与现代社会一些新价值观念产生了冲突与碰撞，并且呈现逐渐激烈化的发展趋势。传统价值观念是重义轻利的，这与现代社会一些人丧失仁义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抛弃了仁义而求得自身利益的保全。比如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在社会法治不断健全和社会监管力度加大下仍层出不穷，一些食品生产厂商的仁义观念丧失殆尽。再比如”关于乐于助人”的大讨论，一些人表现出”不敢救、救不起”等一系列的行为，这种丧失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之所以发生主要就在于德行带来福祉的概率太低，甚至德行还招致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