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产争讼发生及结案之后，各会馆多注意总结经验教训，或定规立约，或补契报官，并刻碑铭记公示。涉及公产争讼的碑文铭刻内容，其突出特点有二。

一是即时刊刻公示，即在争讼解决后总结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完善规则，以避免类似情形再度发生。道光十八年（1838年），山西颜料会馆针对看馆人蔡盛名借房契失火不存而起贪夺之心，“讼平后，即已将会馆房数地界，开写清单，复照例在于大兴县过契，封藏值年处公笥中，作为轮流交代之物”，且由六家值年公议将事情发生经过等勒石“以志颠末”。^[128]

二是重视公布结局，尤其是官府的定性批语和告示，以此作为明确争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同时对类似事情有警示震慑之效。山西颜料会馆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所刻《公建桐油行碑记》即载有“牌批”对商人与牙行纷争的效用。碑文载：“颜料行桐油一项，售卖者惟吾乡人甚伙。自生理以来，绝无开行店□，亦绝无经济评价……有网利傅天德者，既不开行，又不评价，不知执何年月之帖，平空索取牙用，捏词叠控，哓哓不已。幸蒙都宪大人执法如山，爱民如子，无事听断之烦，而宵小之奸洞悉。牌批云：‘凡一切不藉经纪之力者，俱听民自便，毋得任其违例需索，扰累铺户，致干未便。’煌煌铁案，炳若日星，不数日而弊绝风清，冰消瓦解……其在安居乐业者，固应歌功而颂德；即彼营私妄作者，亦自当畏威而远罪也夫。用敢泐石，以志不朽。”^[129](www.daowen.com)

正是基于上述特点，我们得以从以往的碑石文献中，把握北京会馆公产发展的概貌，同时也藉此了解立碑在传统产权形成中的作用，它是公产确立及合法化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