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产争讼给会馆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会馆公产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建立在对公产争讼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前文所述，清代至民国300年间会馆公产争讼主要有内因、外因和内外合力之因多种因素。就战乱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及迁都等政治因素，大多数会馆无法左右，但加强内部防范与制度建设以减少公产流失及争讼，则是大多数会馆力所能及之事。

公产被私拆私分、盗典盗卖等而引起争讼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导致这类争讼最大的危险源往往来自于经营层，故人选是否稳妥最为关键。玉器业长春会馆的管理章程强调：“本行各值年会首，原以公正老成素望之人办理馆事，无论该会首等子孙如何贤能，不得接替承办馆事，切记切记。”^[114]《绩溪会馆规条》强调馆内存款和租息“不许本邑人借用”。^[115]均体现出公产管理中避亲避嫌的自我规范特性。

为了制约经营层擅自侵吞变卖公产之事，不少会馆规则采取以公议、公决的方式进行制约。《泾县会馆馆规》规定：“如有事须动存项，亦必约同公议，以避嫌疑。”^[116]《邵武会馆新订管理规则》亦明确规定：“董事掌管馆中物产，及收益处理之权，但关于不动产之典卖变换，非经公同议决，不得私行处分。”^[117]

为了防范以私害公，采用公产轮流经管、账目公开、公众监督等措施，成为大多数会馆规章一致性的要求。《泾县会馆新议馆规》规定：“自本年始，一切费用账目定于每年九月初一日结算，值年人先期出知，邀集凡在京同乡，将新旧馆文契及各账共三匣，并馆内物件公同查明，交下班经管。如有短少，未交之前，旧值补偿；已交之后，新值补偿，两无推诿。”^[118]有的强调在交接日时，将账目“开一清单，粘贴于壁，听众查核”。^[119]1932年《吉林旅平同乡会简章》在“会产及经费”一章中规定：“所有本会会产永远不准用作抵押及典卖，并变更其原来用途。”^[120]民国三十年（1941年）《晋翼会馆简章》第1条规定：“晋翼会馆为翼城县人集资购买，即永远为翼城县人公共产业，无论何人，概不得私自处分，或指产借款，以及临时抵押。”^[121]上述规章严禁私自处分公产及借贷、抵押公产，均是从保全公产的目的出发，也是基于现实经验的总结。

一些会馆也注意到制度建立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制度能够长期推行，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要求同乡同行关注馆务，热心公益。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建元宁会馆记》对缎行众商提出的要求是：“会兹馆者，切勿忍作私宅，生侵占攘夺之心；亦勿视作公家，起推诿卸事之念。时时防杜，事事护持，久冠与岁月与长，兴隆等江流并茂，庶不没创馆之苦志也夫。”^[122]安徽绩溪会馆总结之前公产被侵蚀的原因道：“从前馆事之坏，固坏于败类者之嗜利侵蚀，而尤坏于取巧者之唯阿退缩，以致正气孤而事益不振。”进而对同乡提出要求：“嗣后倘再有败类之徒出，必须同心协力共摈。若或依违观望，意存推诿，即非吾绩之人。明神在上，实鉴斯言。”^[123](www.daowen.com)

上述避亲避嫌、公议至上、公开透明等原则，是清代会馆在总结公产流失与争讼的经验基础上不断提炼和完善的。

民国时期，一些会馆也适时调整并创立新的自治规则。针对同乡利益争夺日益激化，一些会馆对监督权行使设定了一些限制，以防越权而影响会馆的正常活动。1915年《重订浙闽会馆章程》基于会馆产业源于两省同乡，特规定“两省同乡各界，人人皆有议事查账之权，但须知会总董、值年方能开议”。^[124]1915年《修正北京金溪会馆规约》也规定：“各董事及旅京邑人，均有查账之权。有疑义时，应报告于在京之同乡，公同评议，但不得以私人侵越主任之权。”^[125]

即使在会馆规章制度日趋同化的四十年代，为防范纷争的民间自创性规制也依然可见，如担保连带责任制的实施。1948年《吉州十属北平公产保管会章程》规定：“本会执行委员，如有侵吞公款，及损害本会名誉者，由执委会全体负连带责任。”^[126]1949年《歙县会馆组织章程》规定会馆设经理员和总务员各一名，由理事长提名，交理事会通过派用，且“总务员、经理员须觅具殷实铺保”，“总务、经理各员如有拐逃或亏欠公款者，应由理事会追查铺保赔偿”。^[127]这些内容，均体现了民间自治性规范因时制宜的创意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