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会馆公产的表现形态而言，地区性会馆和行业性会馆大略相同，主要包括不动产如房产、祀产、田业以及动产等。动产与不动产的概念在民国初年方逐渐流行，清代主要使用公产、公业等传统概念。在民国时，传统本土概念和新传入的法律概念同时并用。

在会馆公产中，不动产即房屋、义园等是公产的主体，动产一般包括家具设备和房租收益。会馆公产以房产为大宗，北京市民政局于1951年8月所作《会馆工作总结报告》，统计出全市会馆共有401处，房屋约计21 000余间。房产最多的省份主要是山西、浙江、安徽、广东、江苏等省。^[65]

会馆公产也可分为主产和附产。主产是会馆最早建立并且承担会馆主要任务即接待举子或“敬神明讲商约”的馆舍。附产一般多指以会馆积累的资金另购的房舍或同乡捐献的房地产，以及祠庙、义园、学校等。经营较好的会馆，有的附产规模大于主产，如福建莆阳会馆主产有19间房，附产计有7处计61间房及6亩地；广东粤东会馆有新馆和老馆两处主产计104间房，附产有11外，有住房200余间、义园地100余亩以及中学等，规模也远大于主产。^[66]

一些历史较长、经营管理完善的会馆，其公产的来源、增值和管理使用的情况，能表现出鲜明的聚合性和承继性特色。

会馆公产的聚合性指来源的多样性和增值的持续性。来源的多样性，在前文提到同乡会馆的特别捐、例捐及行业会馆的助银和规银时已述及。就公产增值方式而言，大多数会馆选择以积累租息添置房产，并认为这是最稳妥的方式。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泾县会馆新议馆规》规定：“每年出息银两，除岁修及各项支用外，余者公酌妥为生放，俟积有成数，便须公酌置产，不得贪利，以致有误。”^[67]光绪三年（1877年）《泾县会馆馆规》规定：“每年出息银两，除岁修及公项支用外，如有盈余至百两以上，即于交馆时公同商议，交妥店存放生息，俟积有成数，公酌置产。”^[68](www.daowen.com)

公产的承继性与公产的集体处分权有关，这是会馆能否延续发展的关键。

公产属于同乡或同业者所有，个人无权处置，这是清代和民国时期会馆管理规则的共识。1915年《修正北京金溪会馆规约》规定：“本会馆为阖邑公产，所有不动产及动产，无论何人不得典卖损毁。”^[69]1928年江西《高安会馆章程》规定：“馆款，无论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会计挪借分文，否则经手人负责赔偿。”“遇有侵蚀公款事实发现时，馆务委员会应召集大会处理之。”^[70]这些禁规，主要针对内部瓦解公产的两种情况，一是下文专述的馆蠹侵吞与盗卖，另一是公产捐施人及其后代的索捐行为。

索捐行为不仅危及会馆公产，对寺产、学产等类公产的正常运营往往也会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引起的纷争不在少数，故一些会馆对此专门作了防范性规定。绩溪会馆于道光六年（1826年）据嘉庆十九年（1814年）旧规做出特别规定：“捐成善举后来受益者，固当兴仰止之恩，然在其人当日只系为公起见，非以自私，况资既捐出即属公物，与己无涉。从前乾隆间建置会馆有捐输较多者，其子孙每即藉口染指，不知既名曰绩溪会馆，岂属一家一姓之私？且前人捐输急公，而后人反败公肥己，亦不肖无耻甚矣。此次重建房屋多有捐资者，其后嗣当思以前为鉴，切勿效尤，自私自矜，玷辱先人。”^[71]

民国时期，各地同乡会改组频繁，约束捐献者退会的内容也成为会馆章程中的重要一项。1948年《青阳会馆章程》就特别规定会员退会后即丧失对馆产权利的主张：“退会时应清偿退会前对本会所负之债务。”“在会时所捐助之财物退会时不得请求退还。”“退会时会员权利即归消灭，不得转让，并不得请求分割财产。”^[72]《滦密二十二县旅平同乡会简章》第9条规定：“本会会员退会或开除后，对于本会之财产无请求权，其在退会或开除前，如有欠缴会费，仍须负责清偿。”^[73]而这些规定均基于现实中类似事情时有发生。由于会馆在创立、聚集公产时无不强调对同乡同业者的整体公益性和长期循环回馈，其捐款规章也是偏重对捐助者奉献义务的强调，这种“半强制性”所导致的弊端便是同乡对公产维护意识的淡漠，及借机侵蚀公产事件的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