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代法律相比，明清律对于奸罪要重视得多，规定的内容也丰富得多。《律例笺释》云：“唐律奸事在杂律，明以奸为败伦伤化之事，宜特立禁条，使人知所惩创，将诸奸事为一类，而属之刑律。”^[20]

奸情案之审理较其他案件更难，其一，它涉及隐情，清代名幕万维翰说：“奸情暧昧，最不易知。”^[21]仅仅是恰如其分地对案情进行叙述已经很不容易。其二，清代法律将奸罪极为细致地分为强奸、和奸、刁奸、轮奸、图奸、调奸等几种，其中的区别非常微妙，不易把握，而对应的刑罚却又“轻重悬绝”，因此必须非常谨慎。

在朱小奶与姜氏案中，承审官员所拟之案情已经认定二者有过通奸关系，据此拟断：“查朱姜氏系朱小奶缌麻侄媳，若照本例拟发附近充军，则该犯不顾伦常，胆敢奸污后因不纳诬奸致缢，殊属淫恶，未便仍留内地。朱小奶一犯改发乌鲁木齐等处给种地兵丁为奴”。所谓“本例”，指“凡奸内外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同母异父姊妹者，依律拟罪，奸夫发附近地方充军”。^[22]

而刑部却指出，通奸案的情节暧昧，“必出于被奸之人之口，乃可按情核实”，所以向来“指奸勿论”。所谓“指奸勿论”，即法律所规定的：“其非奸所捕获及指奸者，勿论。”^[23]即不是在行奸场所捕获并指明奸情的，不能论罪。此案因姜氏自缢身亡，无被奸之人的口供，本夫邻右也俱称并不知情，“其果否通奸，但出该犯一人之口”。即使姜氏与吴小一奸情属实，朱小奶挟制图奸威逼致死，按律也应该抵偿，何况所谓姜氏与吴小一之奸情属于虚诬，因此“该犯一面之辞，应照律指奸勿论”。而初拟照寻常缌麻亲量加问拟外遣，事关生死出入未便率复，应令该抚逐加详审，务得实情，按律定拟。“论情难成信谳，拟罪亦非正条”。据此，刑部驳回初拟，“令该抚逐加详审，务得实情，按律定拟”。

浙江巡抚将部驳转饬金华府，金华府知府详金华县知县，当即提案内应讯人等到案，遵照部驳，当堂逐一仔细讯问。朱小奶供：“如今虽姜氏死了，无可质对，小的还有个凭据可质证的……如今小的荷包还在，可验的。小的若不与姜氏先有奸，那一日去寄信与姜氏，只须说一声就走了，如何还要他开门，他关着门不开，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就疑心他与别人有奸呢。就是他与人有奸，也与小的无干，何必定要去捉破他呢？实是小的与姜氏有奸在前，想去续奸，不肯开门，疑他别有奸夫，起醋心去捉他，做出这事来，并不是小的捏饰的。况小的到案，原不肯说自己与他有奸的，后来追问要他开门的缘故，小的瞒不过，才说出来的。”承审官员认为，朱小奶此言似乎不像是避重就轻，捏情狡饰。又讯问邻右林秉文、林象奇、朱殿华等，皆供：姜氏平日不怕羞耻，曾见与朱小奶戏谑玩耍，不成规矩。本夫朱松受亦供：其妻曾换给朱小奶荷包，自己于二月二十八日出门不归，与朱小奶所供奸宿日期相符合。

虽然朱小奶言之凿凿，本夫邻右的口供亦对得上，此次重审后，浙江巡抚仍改变了原来的说法，称：“查朱小奶与姜氏通奸，虽供情历出有姜氏给与荷包，究不足为犯奸确据，姜氏已死，不能起九泉而问，诚如部驳，该犯一面之词，应照律指奸勿论。朱小奶一犯应请改照因奸威逼致死拟斩监候例，应拟斩监候、刺字。姜氏虽因诬奸自尽，系再醮之妇，毋庸请旌，邻右乡保人等已经问拟杖枷，毋庸再议。”可以看出，这次拟罪量刑是严格遵照部驳做出的，浙江巡抚这么做也许是为了省去麻烦，而刑部也的确没有再提出意见。

此案的承审官员认为朱小奶与姜氏之间的奸情理所当然存在，在审理时没有严格按照律例的规定进行认定，因此被刑部驳回重审，清代处理奸情案之谨慎程度可见一斑。

“行奸复拒奸”在奸情案中又是较为复杂的一种，从题本与成案的内容来看，承审官员无不小心谨慎，即便如此，仍未必合乎“情罪允协”的要求，经常遭到部驳。

大清律例中关于“行奸复拒奸”有如下条文：“凡妇女拒奸杀死奸夫之案，如和奸之后，本妇悔过拒绝，确有证据，后被逼奸，将奸夫杀死者，照擅杀罪人律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薛允升解释说：“此条系乾隆四十八年，刑部议覆直隶总督郑大进题张魏氏拒奸，殴伤魏贤生身死一案，奏请定例。”^[24]

在此条例奏定之前，法律并没有对“行奸复拒奸”做出专门的规定，如前述邓敬添与林氏一案，隆昌县知县认为，“林氏先与邓敬添通奸，续因邓敬添向人混言拒奸争殴致死”。二人之间只是瞬间激起的纠纷，并没有谋杀与故杀的情节（“究系衅起一时，并无谋故别情”），所以“应仍以斗杀论，林氏除犯奸轻罪不议外，合依斗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律，应拟绞监候”。由府、司核转后招解到总督，再到三法司，题准林氏“除犯奸轻罪不议外，合依斗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律，应拟绞监候。秋后处决”。^[25]

上述案件中，有几个发生在此条例奏定之后，可以看到承审官员引以为据。其中一些案情及其拟断与该条文的符合程度较高，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刑部的审核。

如赵朱氏案中，承审官员对案情的叙述是：“赵朱氏与何庭溃通奸，被本夫赵尚德撞遇，赵朱氏跪地求饶，立誓改悔，经邻人李孟芳劝息。嗣何庭溃复约续奸，赵朱氏将其拒绝，亦经李孟芳目睹，实属确有证据。何庭溃复夤夜踢门入内，持刀吓逼，被赵朱氏夺刀砍戳致毙，自应按例问拟。”其中的关键词“立誓改悔”、“确有证据”说明赵朱氏的行为属于“拒奸”。据此，“赵朱氏合依和奸之后，本妇悔过拒绝，确有证据，后被逼奸，将奸夫杀死者，照擅杀罪人律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www.daowen.com)

又如邓淋氏案中，承审官员对案情的叙述是：“邓淋氏与王得受和奸之后，因丑声外著，愧悔拒绝，控经官断有案，从此断绝往来，亲邻皆知。后因王得受复萌淫念，屡至该氏家求奸，均被斥责拒绝，有亲邻可证。因王得受淫念不休，复向逼奸，致被该氏拒绝戳死，又有死者生前自向邻右告知可证。实属和奸后悔过拒绝，确有证据，自应依例问拟。”因此，“邓淋氏合依妇女拒奸夫之案，和奸之后，本妇悔过拒绝，确有证据，后被逼奸，将奸夫杀死者，照擅杀罪人律减一等例，杖一百流三千里，系妇人照例收赎”。

然而，更多案件的案情却没有这么“标准”，不能够找到严格对应的法律条文，需要官员进行更多地斟酌考量。

如赵王氏案中，杀死奸夫的是本夫及其父亲，该署县拟：赵成斌“除纵妻与人通奸轻罪不议外”，比照“奸妇拒奸杀死奸夫之案，如和奸之后，本妇悔过拒绝，确有证据，后被逼奸，将奸夫杀死者，照擅杀罪人律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本条，杖一百流三千里。其父赵和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对此，大同府做了进一步解释：“查律载凡夜无故入人家内，已拘执而擅杀者，杖一百徒三年等语。今赵成斌虽纵容伊妻王氏与王五子通奸，但当伊父训斥之后，业已拒绝。乃王五子当该犯拒绝之后，不知断绝淫心，胆敢夤夜越墙至赵成斌家内欲图续旧，致被赵成斌殴伤身死。与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而擅杀无异，未便照斗杀拟绞。惟查王五子之意图续旧，究因该犯前次纵奸所致，若竟照律拟徒，亦未免情重法轻，似应酌量问拟。”也就是说，在大同府看来，王五子夜入赵成斌家被赵成斌父子殴伤身死的案情，更符合“夜无故入人家内，已拘执而擅杀者，杖一百徒三年”这一律条，但是因赵成斌此前有纵奸之过失，如果依此律条，则与案情的严重程度相比，显得刑罚的力度不够。所以，“赵成斌应如该县府司所拟，除纵妻与人通奸轻罪不议外，应比照和奸之后悔过拒绝，被奸夫逼奸因而致死者，照擅杀罪人律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以此类推，“赵和亦未便照余人律问拟，其帮同伊子殴打，虽与同行助势无异，但被殴者系属罪人，与殴伤平人有间，亦毋庸照例加等，赵和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这里面包含几层转折：赵和帮助其子殴打王五子，其实与同行助势无异，情节重于余人。^[26]但是，因被殴者王五子乃罪人，因此其行为又与殴伤普通人有区别，也无需照例加功。^[27]因此，承审官员所拟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也是恰当的。此拟经过山西巡抚具题后，部议：“应如该抚所题。”

无论如何，上述案件的拟断还算是“情罪允协”，而某些则被刑部指出案情与拟罪量刑不符，从而在根本上予以驳回。

在萨克达氏一案中，承审官员认为，双幅因为其母被西楞厄逼迫一起逃走，嘱令他进行救护，他激于义忿才将西楞厄殴毙。因此大清律例中有三种罪名和刑罚可以适用：其一，将双幅依强奸未成，罪人被本妇之子登时杀死例勿论。其二，照有服亲属登时杀死奸夫，依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擅杀律拟徒。其三，照非登时而杀，依擅杀罪人律拟绞监候。而萨克达氏则按照军民相奸例，拟以杖决枷赎。并报刑部核定。

对此，刑部奉天司首先给出正确的供参考的法律条文：“查律载威力主使人殴打致死者，以主使之人为首，下手之人为从，减一等；又例载和奸之后，本妇悔过拒绝，确有证据，后被逼奸杀死者，照擅杀罪人律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擅杀罪人余人杖一百；又律载，共犯罪而首从罪名各别者，各依本律首从论各等语。”

然后指出初拟罪名不妥：“本妇之子杀死强奸未成罪人及有服亲属捉奸杀死奸夫各例，均系指本犯自行起意捉奸杀死奸夫者而言，若系他人主使殴打致死，即应照律以主使之人为首，不得复科该犯以杀人为首之罪。”从本案中各人的口供来看，是萨克达氏主令双幅将奸夫西楞厄殴打致死，并非双幅自行起意捉奸。双幅虽然有激于义忿的情节，但是萨克达氏与死者和奸，按律都属于有罪之人，她主使双幅将西楞厄殴打致死，应照一般的“威力主使”律问拟绞刑抵命，不能罪坐双幅一人。

对于萨克达氏对西楞厄的态度是否可以认为是拒奸，刑部也持怀疑态度，如果她真的是因为儿子长大，自觉羞耻，并且确有证据证明她曾拒绝与西楞厄继续来往，后被西楞厄逼迫同逃，无奈之下主令其子将其打死，也还可以称得上是拒奸。然而实际上她虽有彼此断绝之语，但终究并未坚决拒绝，而是仍然多次与西楞厄行奸。她不答应与西楞厄一起逃走，也仅仅是因为不能抛舍其子，与真心悔过者不同。何况她与西楞厄通奸长达二十余年，后者的兄嫂一直是知情的。西楞厄欲带她一同逃跑，她也马上将此事告诉了姑父多隆阿。所以她与西楞厄通奸之事名声在外，不仅众所周知，且她自己也毫不忌讳，却在案发后将多年奸情一笔勾销，都说成是被逼所致，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再查阅其子双幅供词，他二十岁，弟兄四人，与三个兄弟跟随父母居住。双幅是萨克达氏的长子，案发时也只有二十岁。萨克达氏声称因子长大而向西楞厄提出断绝关系是在道光五年，彼时她应该尚未生子，何以当时就有“因子长大，欲行拒绝”之言？可见供词并不确切。

总之，刑部认为此案案情支离，拟断不当，承审官员未能确定实情，就草率地仅仅将萨克达氏科以奸罪，却不问其主使殴毙之罪，又草率地将双幅之罪所援引的各例咨请核定，“殊属错误”。应令承审官员再行提齐人证研讯确情，如果萨克达氏悔过拒绝确有证据，就将她按照本妇悔过拒绝例，于擅杀上减等，拟以流刑。如果其拒绝只属于口头言语，并无确据，就照威力主使殴打例，拟以绞刑抵命。至于双幅，如果他对于母亲与西楞厄通奸之事先不知情，后因其母告知，激于义忿将西楞厄致死，那么应酌情照擅杀余人律拟满杖。部驳之后，道光二十七年，承审官员将萨克达氏改依威力主使人殴死例，拟以绞刑，双幅依余人拟以杖刑，就此题结。

从刑部对上述案件的覆核可以看出，关于“行奸复拒奸”的法律规定虽然简洁，但是内涵十分丰富。要做到“情罪允协”，承审官员必须深谙律义，谨慎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