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请媒人的费用相比，酒席花费通常占婚礼总花费的二分之一以上。^[79]在批评者的眼中，请媒人、摆酒席等活动属于“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费的习气”，但是司法档案则展现出媒人和酒席所代表的建立在邻里社会网络基础上的社会权威对个人婚姻的重要作用。媒人依靠这个无形的社会网络交换邻里信息，沟通物质与情感生活的有无；而婚礼酒席的参与者，特别是下层社会婚礼的参与者，不仅有家人亲戚，更多的是街坊四邻，婚庆酒席由此变成整个社区的礼仪庆祝活动，将个人婚姻关系展示在邻里社区面前，新婚夫妇此后以夫妻名义居住、生活在社区里。媒人和婚宴确立了社区对婚姻关系的认同，开启了离家出走妇女新的生活。

宴席因婚礼新旧仪式而有不同的安排，“文明结婚”仪式要求新婚夫妇抛弃“拜天地”等做法，倡导用茶话会或酒会的形式为结婚创造一个新的环境。西式的结婚酒会，一般只“仅预备些糕点、水果、葡萄酒、色酒、汽水而已。”现场“摆上长桌，甚至将来宾座次都用事先写好的红帖子标出。……酒会开始，首先由新郎、新妇向各位来宾一一敬酒，然后，在司仪的提议下，全体宾客起立举杯向新郎、新妇祝福。凡属这种情况，懂得礼节、斯文一些的来宾并不真吃真喝，只是稍坐片刻，说几句客套话，就主动起席告退了。”^[80]除了“文明结婚”之外，其他新式婚礼只是用鞠躬替代“拜天地”，辅之以致辞、照相等活动，这些婚礼一般选择在饭馆举行宴席。自清末到民国，北京的餐饮服务业分若干等级：一等饭庄、二等饭馆和低级的“二荤铺（茶饭馆）、切面铺（带蒸食）、大酒缸（带山西刀削面）和各种饭摊。”^[81]根据当时人的回忆，以“八大堂”（富庆堂、聚贤堂、福寿堂、天福堂、会贤堂、同和堂、庆和堂、惠丰堂）为代表的大饭庄，坐落在北京城内交通方便的商业繁华地带，“都有宽阔的庭院，幽静的房间，陈设着木制家具，悬挂着名人字画。它们使用的碗盘勺筷以及其他饭食用具，都是成桌成套，贵重精致，极其考究。此外，各饭庄都设有戏台，可以在大摆宴席的同时，唱大戏、演曲艺。”^[82]精致的装修和富丽堂皇的陈设主要是迎合上流社会餐饮和社交的需要，但是也有并不十分富裕的市民选择这些饭庄办婚礼宴席。例如1941年7月21日，富庆堂同时承办了几场结婚宴席，其中有60岁的洋车铺老板韩树棠的婚礼。韩树棠迎娶韩伊氏，媒人是魏仲华，据当时富庆堂伙计姜保杰的口供，韩树棠当天一共请了13桌客。和姜保杰一同到法庭接受讯问的还有张长清，他是另一家以经营婚宴而闻名的万寿堂饭庄的伙计。张长清证实韩树棠也曾经在万寿堂办过婚宴，不过那是在1941年1月27日。此前一天，韩树棠用洋车把当时21岁的韩夏氏接到了家里。第二天，在媒人赵顾氏的安排下，韩树棠在万寿堂宴请亲友，这一次请了五六桌。新娘韩夏氏回忆她是在婚宴上和韩树棠行的“拜天地”礼，随后吃饭的时候，她和自己的母亲、兄弟、姐姐同坐一桌。实际上，韩树棠除了上述的韩夏氏和韩伊氏之外，还有一个妻子是韩刘氏，他和三个妻子一起生活，但是到了1943年，韩树棠和侄子韩宝忠因为经济问题发生纠纷，韩宝忠一气之下到北平地方法院告韩树棠重婚，1943年6月20日，韩树棠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三年。^[83]

与“文明结婚”和新式婚礼不同，旧式婚礼都是在新郎家中办婚礼酒席。^[84]在家中办婚宴，新郎家庭成员要招待前来道贺的宾客，准备婚宴全部由专门请来的厨师负责，贫家亦不例外。^[85]承办酒席的厨师，也就是北京俗语中所称的“口子”上的厨子。“‘口子’由厨师承头组成。某厨师约妥帮厨和伙计（助手），并请两位茶师（茶坊），就可以组成口子，”专门为人经办红白喜事。^[86]“口子”没有招牌，从事“口子”的厨师也没有正式的饭庄、饭馆做依托，“口子”师傅一般在茶馆中等候生意，有要办红白喜事的人家也是到茶馆中和厨师见面讲妥办事的时间和条件。谈条件“以行情讲妥生意，也不订立合同契约，全凭口头，讲究谁也不能亏了谁。讲妥后，厨师带领助手到办事人家，只用一小时左右即用碎砖头和素泥搭好行灶。然后支一部分款，到市场上订购做菜要用的肉、菜、调料等全部材料。办事的前一天晚上，厨师开火煎、炒、烹、煮，做好半制品。……次日办事，只要管事人传话开席，厨师立即按菜单所定一一做好，伙计上菜无误。”^[87]“口子”上的厨子可以根据办事人家的具体要求备办不同档次的酒席，三四十年代北京最普通的酒席是“猪八样”：以猪肉做八大碗肉菜，包括红白肘条子、大墩肉、方子肉、菱角肉、米粉肉、荷叶肉、红白丸子。比“猪八样”略高一等的是“花九样”，也就是用鸡、鸭、鱼等替代猪肉组成宴席。当时中档水平的喜筵菜谱是：

四干果：核桃粘、花生粘、桃酥（油炸核桃仁）、大扁（即盐水炒杏仁）。

四蜜饯：桃脯、温朴、玫瑰枣、蜜饯海棠。

四冷荤：酱口条、油焖冬笋、叉烧肉、炸八块（小雏鸡，每只切成八块，以油炸之）。

四炒菜：芙蓉干贝、熘虾段、纸包鸡（以江米纸包鸡丝，过油炸之）、熘鱼片。

四大碗：菱角肉、米粉肉、烩两鸡丝（熏鸡丝和生鸡丝）、红烧狮子头。(www.daowen.com)

四大件：整肘（红扒、红焖）、清蒸炉肉、荷叶肉、红焖鸡。

四点心：两道蒸食（开花肉包子、馒头）、两道炸食（酥盒子、菊花酥）。^[88]

婚宴是婚礼的高潮，新婚男女此刻相见，行拜天地礼，接受宾客的祝福，正式成婚。如果结婚办事的家庭按部就班履行了从议婚、定婚、过礼、娶亲等一系列仪式，那么宾客在参加婚宴之前就已经知晓新缔造的婚姻关系。但是对于许多下层社会的家庭，由于财力有限，不少前期准备仪式被忽略，婚宴就很可能是第一次正式公开新的婚姻关系。参加婚宴的宾客除了亲戚与朋友外，以邻居为主。在应王氏一案中，她结束寡居再嫁李树才的时候，李树才在自家同福里16号请客，参加的有两个媒人和四邻。当应王氏离家出走改嫁王殿柱之时，王殿柱在自家卢沟桥大街16号摆酒席两天，请客30余人，除了三个媒人到场外，其他全是王殿柱的邻居。对于背夫改嫁的妇女而言，婚宴的意义更为重大，他们借此机会正式在邻里面前确立了婚姻关系和“妻”的地位。从庭审笔录来看，应王氏的确达到了目的，警察传讯了王殿柱的邻居，询问他们王殿柱和应王氏是什么关系，邻居无一例外认为他们之间是夫妻关系，证据是王殿柱用洋车娶的应王氏（说明她是寡妇改嫁），而且摆了酒席、拜了天地。通过履行传统结婚礼仪，应王氏们可以暂时结束一段动荡的岁月，名正言顺地与新丈夫生活在新的街巷社区。

周恩慈在论文中有关“婚礼花费”一节的总结中写道：“现在有许多家境困难的男子，因为没有钱，便到二三十岁也没人给他们提亲，一定要自己努力工作，赚得几个钱积蓄起来，以后才能提到结婚。有时因为习俗所使，因嫁娶而借贷以致出卖家产的人家在北平也很常见到。”^[89]虽然周恩慈的论文完成于四十年代日伪统治下的北京，但是她的论文选题、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最终结论继承了清末以来的改革话语，延续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风俗习惯的批评态度。如果说二三十年代以甘博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还在着手用社会学量化分析的社区调查的方法解读大众风俗、消费结构等对家计与民生的影响，到了四十年代，他们的研究已经上升为大学的教科书，成为认识中国社会的“唯一的”、“科学的”论断，这是改革话语的力量所在。^[90]

但是人类学研究提醒我们，研究社会现象有客位（etic）和主位（emic）两种研究视角。客位视角是从外来者的角度观察、研究和解释调查对象；主位视角与之相对应，强调站在调查对象的立场（包括其自身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生活环境等）去研究和解释它们的存在意义。^[91]重婚案件的庭审过程给下层社会的妇女一个机会讲述她们对传统婚礼仪式的期许，她们的口供又给研究者一个机会从“主位”的角度去理解婚俗在社区文化和个人生活中的意义与功效。杨念群在解读民国北京的“产婆”和“阴阳生”时精辟地指出了“旧行业”和“旧仪式”的社会功能：

北京城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它是数朝古都，更在于其拥有三百六十行的民俗风情点缀于大街小巷。操办生死之事即是其中颇为繁忙的职业。传统意义上的生死控制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于接生婆和阴阳先生的手中。接生婆以个体的形式走街串巷，从事新生儿的接生工作，阴阳先生则通过特殊的技术确定葬仪举行的空间和时间，并负责验视死者的死因。在传统社区的氛围中，出生与死亡都是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仪式行为。这种行为无疑会给家庭和周边社区的人群构成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压力，而且这种压力会持续发生变化，因为孕妇的每一声苦痛的呼喊，新生儿的每一次呼吸，死者移灵的每一步骤，都影响到周围人的心理变化和行为选择，进而从心理现象转化为文化现象。“接生婆”和“阴阳生”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某种仪式把生死的自然过程整合进社区网络之中，使之转化为一种可以为众人接受的社会程序。所以接生婆和阴阳先生在传统社区中就不仅充当某种专业技术人员的形象，而且具有重新调节社会秩序的功能。^[92]

重婚案件中的媒婆和婚礼与杨念群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性质相同，她/它们代表了建立在社会观念、社区网络和邻里认同基础上的社会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