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情况下，最高统治者能够依法对北京地方职官所犯赃罪加以惩处。如案发后，要求相关人员“按律惩办”^[112]、“按律究办”^[113]；结案时，接受承审官所拟审判意见，“依拟”^[114]、“从之”^[115]，依法惩处等。但某些情况下，出于对北京地方职官犯赃罪的痛恨，最高统治者还不为律法所拘，予以重惩。一是对情节严重的案子加重惩处。如对联顺的惩处，“惟得受钱粮房钱文一节，据庆阳等供系面交，而联顺恃无证见，坚不承认。”咸丰帝因联顺“身任大员，罔知自爱。被参赃款，研讯非虚，岂能任其狡”^[116]，要求“照所拟斩监候，勒限一年完赃后，从重发往新疆，所抄家产，不准作抵。”^[117]二是对执法犯法、“情罪更属重大”^[118]的风宪官，统治者亦加重惩处力度。如对萧镇的惩处：“至萧镇职居言路，得以上章言事，循情听嘱，已干法纪，乃竟贿卖条陈，以奏事为纳赂之具，欺君罔上，孰大于此。若不加严惩，则言以贿行，颠倒是非，变乱黑白，势将何所不至。特将该犯明正典刑，以昭炯戒。”

受皇帝影响，不少承审官也主张重惩犯赃罪的北京地方职官。在道光十年（1830年）“中城副指挥熊常铣等贿和分赃案”中，承审官奕绍“查曹瑾所控欠项属实，听嘱止于催传，与法尚无所枉，其银业经退还”，主观恶性不大。但熊常铣身份特殊，“惟该革员身系职官，听嘱犯赃，未便因赃经退还，竟照完赃减二等之例拟徒，致滋轻纵”，因此“应请旨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示惩儆。”^[119]在道光二年（1822年）“王平司巡检倪绳受贿捏报案”中，刑部尚书那彦成认为倪绳在受贿仵作验报李二系属病故的情况下，“听贿嘱，辄扶同申报”，应按律处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此一判处情罪相协。但倪绳“身系职官，于人命案辄敢贪贿扶同捏报病故，几致正凶漏网，情节较重”，因此“应请旨发往伊犁效力赎罪。”^[120]重判的根源，乃在于对职官受赃枉法的痛恨。(www.daowen.com)

承审官的重惩主张在打击受赃行为的同时，极易沦为私仇公报、政治倾轧的借口。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科场案”中的柏葰是中国帝制时期因科场舞弊而被斩杀的官阶最高者。有人认为，柏葰罪不至死，其死，是政治倾轧的结果。因承审的宗人府右宗正、怡亲王载垣，宗人府右宗正、郑亲王端华及端华的胞弟肃顺一向与柏葰政见相左，拥为两派，故借机陷害。当时，载垣等依《钦定科场条例》规定，认定罗鸿绎与考官在考试期间有交通关节的行为，应处以斩刑，并向中央刑部征询意见。刑部官员在严谨分析法条的基础上，认为柏葰之行属“听受嘱托”，而非“交通关节”，“查例内并无仅听嘱托，不知交通关节作何分别治罪明文，向来亦未办过似此成案。应否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定例”，应由承审官员“酌核办理”。承审官员认为柏葰“身系一品大员，听受嘱托，辄将罗鸿绎取中，实属咎由自取，未便以刑部并无例案可稽，臣等妄议定拟，仍请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量刑如此之重，不能排除载垣等借机报复、排斥异己的因素。两年后，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垂帘听政，八位咸丰朝大臣受到处治，肃顺被判斩立决，载垣、端华被处死。由于种种原因，此科场舞弊案未被彻底翻案，但清廷在定性上有所改变：“听受嘱托，罪无可辞”，“核其情节，尚不致死。”^[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