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京地方职官身处京师，距皇权较之地方为近；特别是其中一些人的任命由皇帝直接决定，因此一旦其被曝犯有赃罪，将给皇帝带来很大不安。皇帝会以此为据，“以一当十”，断定其背后必然隐藏有更大的不法行为，从而要求彻底查办。嘉庆六年（1801年）“步军统领明安听从贿嘱案”中，嘉庆帝认为，明安“虽先侵后吐，实已枉法得赃，则伊任提督一年以来，似此簠簋不饬之事，谅复不少。”因此感慨：“犹幸及早发觉，不致久玷要任。”^[106]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西城御史伊绵泰、萧镇婪索多金案”发，嘉庆帝“即派熙昌前往伊绵泰家中查抄，派秀宁前往萧镇家中查抄。如查明伊绵泰、萧镇一切字纸，有嘱托卖法等件，密封进呈，及别有不法情事，迅即据实具奏。”^[107]统治者一改此前的信赖依托，大张旗鼓，深查彻挖。

甚至北京地方职官的一些违纪违规行为，也被附以受贿嫌疑而予以彻查。如嘉庆十一年（1806年）九月，兼管顺天府尹、侍郎莫瞻菉在“崔成辅控告王文元霸地抢割凶殴”案中，有“将被告释放，并在私宅传讯之事。”^[108]嘉庆帝在指出其行为“即属违例”的同时，疑道：“莫瞻菉于业经委员勘办之案，忽行提讯，若非听情受贿，因何不会同秦瀛则在私宅自行讯问？”^[109]故此要求：“将被告王文元有无托情行贿，莫瞻菉是否徇私曲庇，严行追究。”

下属的贪腐行为也会被统治者疑心为上下其手，协同作案。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西城御史伊绵泰、萧镇婪索多金案”中，最初发现西城吏目以查办囤积为名，索诈米铺钱文至四千五百之多，嘉庆帝指出：“若系例应封禁之米，该巡城御史彼时即应参奏究办，何以该米铺一经凑给钱文，旋即撤封？恐尚非该吏目一人所能主持。”^[110]查办中，果然纠出吏目朱学斐“因派查铺户米囤，起意索诈，将并未逾额米石，先行封禁，串通凑钱打点，怂恿已革巡城御史伊绵泰、萧镇分受多赃。”^[111](www.daowen.com)

虽然从现有档案材料看，北京地方职官犯赃罪者很少因一案而牵扯、暴露出更大的经济或政治犯罪。但只要受赃罪暴露，统治者必将对相关人员展开全面彻查，这已成为办理此类案件的一个原则。这一方面表明统治者大力清理整顿赃官，勿使犯律者逍遥法外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内心的极度不安，造成了君臣之间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