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对官员行为负监督之责的主要职能部门为监察机关，其在中央为都察院，在地方为各省督抚，朝廷还定期派巡按监察地方。根据清代法律规定，这些机关负责对朝廷和地方官员的日常行为进行监督，纠举弹劾官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包括贪赃行为。“职司风宪，所知者，朝廷之法，虽触权贵不避也。”^[92]御史不畏权贵的精神令人钦佩，但从现存的档案资料来看，其弹劾颇多“捕风捉影”之举。以山东道监察御史胡蕙馨对顺天府东路厅同知陈镜清的弹劾为例。在胡蕙馨的描绘中，陈镜清既贪且酷，“所至之处，官民俱困，怨声载道”，“此等劣员，深足为地方之害。”^[93]但顺天府府尹孙家鼐、陈彝奉旨命通永道张绍华确查后，得出的结论却与胡蕙馨所言差距很大，“原参各节大半查无实据”，唯有家丁外出查案，有“干预公事”之嫌，但亦无不法实迹。查案者还无意中对劾、审的巨大差距给出了解释：陈镜清“在顺天年久，公事熟谙，而论事论人，时有过刻之弊。誉之者以为练达，毁之者则直以为挟私。”就古代官员来说，“过刻”并非道德上的恶，甚至因为人苛刻而招致诋毁，还会令人生出同情之心，但在顺天府这个巨大的官场关系网中，过刻往往会招致很多人的不满。最后，孙家鼐等认为陈镜清“任用非人，招致物议，难为曲解”，“应请旨交部照例议处。”^[94]这大概是为了维护御史的颜面。

最为离谱的，是山西道监察御史孔宪瑴对兼管顺天府尹万青藜的弹劾。孔宪瑴认为万青藜“身任兼尹二十年，平日惟以纳贿揽权为事，积至明目张胆，不畏人言”，“谨就臣平日风闻所及约举数条，以资参证”，总结为贪婪、纵容、卑污、专擅等条。但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载龄、工部尚书翁同龢会同都察院堂官奉旨审查的结果是“现均查无其事，应毋庸议”，“惟于门丁朱二得受所属赏银，并未查出。”门丁收点赏银实在是当时官场极普遍的做法，并且数额很少，但一旦付诸法律，不免严格对应，故最后的结论是“得受赏钱，实属有干例议……亦与家人求索有间。”而万青藜“究属失于觉察，相应请旨交部议处。”^[95]这实际上是苛察。四年后万青藜去世，皇帝下旨，予以抚恤，其中有“学问优长，老成练达，由道光年间翰林叠受先朝恩眷，洊陟正卿，宣力有年，屡司文柄”句，对其评价很高。其中不可避免地有“为死者讳”的成分，但“所有原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96]一句，不禁使人联想到也许正因为盖棺定论之际，一切处分均可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故而统治者才会不顾事实，非常轻易地对臣下加以苛责和处罚。(www.daowen.com)

事实上，清帝对御史的举劾效果亦有不满。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顺治帝谕都察院六科、十三道：“凡贪污枉法暴戾殃民者，指实纠参，方为称职……近观尔等未尝明举一清廉持正之员，未尝明劾一受贿贪赃之辈，然则朝廷设立风宪衙门，亦复何益？”^[97]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乾隆帝对御史仲永檀劾奏鄂善一事表示怀疑：“朕初以为必无之事，仲永檀身侍言官而诬陷大臣，此风断不可长。”^[98]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就御史鲁赞元的条奏指出：“胪列各款，不过随意捃摭。及细加批阅，支词累牍，所举既无指实，所论又全不晓事，徒欲附名建白，以博其他日疏稿流传，于朝廷政事，有何裨益？”^[99]种种情况表明，清帝对部分御史的监察效果是失望，甚至是不满的。在倚赖风宪官监察贪腐这一点上，清帝只有“防患于未然”的愿望，而没有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