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统治泱泱大国，民族差别是其时刻关注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官员也是要时刻提防的。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天巡按顾仁悖旨婪赃案”发生后，顺治帝对顾仁的指斥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贪官污吏的谴责，而是充满着民族差别甚至“民族歧视”意味：“朕于满汉诸臣，皆视如一体，恩养均加，今汉臣背恩如此，大负朕从前爱养之意。”^[86]其潜在意思，就是满族官员是可以信赖的，汉族官员是忘恩负义的。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帝又“屡次降旨满尚书皆可信”，堪为此论的又一生动注脚。在少数民族统治者看来，汉族官员惯于欺蒙背恩、徇私舞弊，不似少数民族官员憨直，如元世祖忽必烈就认为“汉人徇私”^[87]，清朝统治者显然也有这种看法。

在北京地方事务的管理上，清廷也希望满族官员能够发挥主动性，至少能够与汉族官员平起平坐，互相牵制。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西城御史伊绵泰、萧镇婪索多金案”中，清廷对案情的描述是：“系由汉御史萧镇先派吏目查办囤积，婪索多金，始行告知满洲御史伊绵泰，伊绵泰因而得赃。”颇有伊绵泰为萧镇拉下水的意味。清廷还联系“近日提塘家人张锦立自缢一案，汉御史蒋凌，并未曾同满御史审办，辄代为标画日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据此以观，汉御史殊觉遇事专权，而满洲御史未免退处无能，不可不严加训饬。”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著通谕满汉御史：嗣后于应办公事，务宜和衷商酌，秉公办理。满洲御史当勉图自立，汉御史亦不得任意自专，以肃官方而端风宪。”^[88]可见，统治者将肃贪的希望寄予满汉官员的互相牵制、监督上。由其他史料可见，满族官员普遍较为无能、不善理事，且专横跋扈，不可一世，这使统治者希望满汉互相牵制（主要是满牵制汉）的初衷打了折扣。

司法实践中，因满御史的过于有“风力”还导致了汉御史的“顺遂”与不作为，反而降低了司法效率。以道光二年（1822年）“西城御史常赓等应许收贿追欠案”为例。摆摊卖布的刘士洁因欠人账目甚多，邀集众债主商议分作十年还清，第一年只还一成之半。债主冀蔚然以欠其钱数较多，恐怕刘士洁将来以货物作抵，先期私令刘士洁于议单内虚写多钱，刘士洁应允。八月，刘士洁按实欠数目一成之半还冀蔚然，冀蔚然收受，并要刘士洁按虚写数目还一成之半。刘士洁不允，冀蔚然即赴宛平县控追。该县正集讯间，冀蔚然又复赴北城御史衙门呈控，北城御史衙门将案件移送至该县归案办理。后冀蔚然因宛平县未向刘士洁严追，通过关系托北城御史衙门满御史常赓追讨，许给京钱一百千。后冀蔚然赴阜成门外万明寺饭厂内常赓处具呈，常赓心知肚明，会同汉御史李德立批坊传讯。对于常赓将非己辖区所属案件“遽行收审”，汉御史李德立未有任何异议，据其案发后供认，是因为“冀蔚然所控不过钱债细故，满御史已在城外饭厂接状，遂为按理审办”。清律关于案件受理有明文规定，身为御史，李德立不可能“法盲”至此。目前我们还找不到关于常赓、李德立品德、性格的直接材料，但从其他史料中关于满官跋扈专权、汉官委曲求全的记载可推知，常赓平时很有可能比较强势，专权专断，而李德立身为汉人，行事不可避免地要低调一些，以避其锋芒。特别是在“钱债细故”之类的案子上，顺遂、“不作为”可搞好与满御史的关系、融洽共事，又何乐而不为。事实上，就当时而言，满汉御史同城为官，如何共事的确是个问题。嘉庆十二年（1807年）“东城满御史富尔瑚讷责处王魏氏案”中，东城满御史富尔瑚讷“甫经到任，遇事辄思专擅”^[89]，在王魏氏与王李贵等索钱争吵时，恰好“经过瞥见”；赴朝阳门外放饭时，“曾见王魏氏在街行走”；至此案发落之日，“忆及前情，以王魏氏诉呈不到伊饭厂投递，反到汉御史（杨世英）饭厂投递，显系瞧伊不起”^[90]，嫌隙在心，借故责罚王魏氏及其兄。从中可概见满汉御史之间的微妙关系。(www.daowen.com)

还看前面的案子。会讯刘士洁时，在副指挥“已将刘士洁自供原议分年归还、旋经如议付给等情叙明”的情况下，常赓、李德立“并未摘传同立议单之人详究分年归还之说是否实有其事”，显然与其时重视口供的法律原则相违背：在常赓，固然因受人贿嘱，立意偏袒；在李德立，既然清白无私，天地可鉴，除了迎合满御史，其他原因恐怕很难站得住脚。此后，李德立与常赓一样情绪化：不顾以前刘士洁与众债主达成的协议，饬令其立限交钱，不能交出时当面呵斥，刘士洁略有顶撞后又将其杖责交坊锁押追钱。至此，李德立亦步亦趋，唯常赓马首是瞻，已非司法官所应为。第二次会讯时，也许是良心发现，李德立的表现稍好，不为已甚。在刘士洁之兄刘士照情愿代还数十千暂求息讼的情况下，他“随商之常赓等，将刘士洁取保释放”。就钱债案件的审理而言，这一处理方式应该说是合适的，对此前的一系列不适宜行为是一种纠正。也正因此，李德立在案发后以此为例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胸有成见，何肯一文未交，遽行释放？”但却无法卸脱其明哲保身、以求自安的嫌疑。李德立外放知府后，继任者卢炳涛身为汉御史，一仍其旧，无所作为。第三次会讯时，刘士照代交钱“不如数”，常赓“即将刘士照掌责，同刘士洁一并交坊锁押”，而卢炳涛对此“并未言语”。常赓对此的解释是：“城上一切事件李德立离任后，该革员问断者居多，卢炳涛署事仅止会审两次，一切商议从无驳改。”^[91]但身为御史，即便初任，诸事陌生，亦不应人云亦云，毫无建言，卢炳涛的表现较李德立更为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