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级别的官员上任前要“面圣”，这已成为一种制度。统治者大都利用这一时机对官员进行交代、训示，以俾其有所振奋。从现有史料看，清代统治者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顺天巡按顾仁赴任前，世祖曾召至太和殿面谕，告知：“巡按之差，前经停止，因此官关系甚重，吏治贪廉、民生利病，皆由之上达，故复遣尔等往巡直省，朕即倚为耳目手足……若不法受贿，负朕委任，朕则不拘常律，虽赃数无多，定行正法。”后又召至左翼门，再加申谕：“往闻巡按官，初至地方亦虚博廉名，及至差满回京，多婪取赃物。尔等若蹈此弊，初时廉声俱罪不问，必照贪婪例处分。”^[78]既指出巡按一职对国家民生的重要性，使其意识到自身责任重大；又明确指出一旦贪赃枉法，不论赃数多寡、政声如何，必不为常法所拘，重加惩治，可谓恩威并举，教导与威吓齐用。

隆科多署理步军统领前，曾以“自幼唯牵犬随俟而行，不明理事之道”，上书请求皇上“圣训”。康熙御笔朱批道：“九门提督责任甚重。首要者各处防务俱应坚固；其次亦当爱兵，自持廉洁，忠诚不二，致死为皇上效命。如此，则属下官兵岂有不服？即或稍有愁苦，有何怨言哉！”^[79]康熙不仅针对隆科多“不明事理”的具体情况，明确告知履行九门提督职责的关键所在，还着重要求其具备廉洁、忠诚的品质，富有指导意义。(www.daowen.com)

统治者对诫谕一事寄望很高，顺治帝就指出：“朕属望如此，殷切诫谕，如此严明，稍有人心者，自当遵奉唯谨，必不违朕二次面诫之谕。”^[80]只是人的私欲是永远存在的，少数人可以通过教化、个人心性修养而达到较高的道德水平，从而自觉抑制私欲，做到不贪腐，但大多数官员并不能做到。预防贪腐需要德治，但最重要的是法治，是制度的建设与执行。在君主政体及官民二分的社会结构模式下，法治存在天然的漏洞，即便法律制定得很周详适切，执行也往往打折扣，而无法做到有效监督和查处，仅靠德治，其效果就更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