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北京政治地位及吏治表率的考虑，最高统治者很重视北京地方职官犯赃罪。首先，清帝认为北京地方职官受赃是害民之举。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御史朱湘、薛春黎等参奏顺天府属官贪劣不职，咸丰帝指出：“顺天府各属，为畿辅重地，岂容此辈贪劣之员，串通害民？”^[67]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万方辐辏”，故其地方职官一旦犯赃，受侵害的不仅是京师本地的百姓，全国各地的百姓都有可能受到波及。道光二年（1822年），针对崇文门税局于寻常行李勒索多银一事，道光帝颁布上谕：“京师为万方辐辏之区，乃任书役恣意婪索，苛及行旅？”^[68]

其次，北京地方职官受赃被认为是对国家律法的藐视。道光三年（1823年）“崇文门税局吏役计箱索贿案”发，道光帝强调：“虽赃未入手，实属目无法纪。”^[69]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城坊官、门丁撞骗得赃案”发，光绪帝道：“门丁胥役，得赃行贿，实属有干例禁。”^[70]北京地方职官托身帝都，受不同类别国家机构的监察，对国家政令的打击重点较为了解，却仍敢于顶风作案，贪赃枉法，与那些倚侍“天高皇帝远”而贪腐的地方官相比，确实是藐视国家律法。

最后，清帝认为职司风宪者犯赃罪，是藐法已极、罪无可逭之事。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乾隆帝就“巡视西城给事中陈顾氵聯听从贿嘱案”指出：“今经审明，实系贪其酬谢之意，罪无可逭。”^[71]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西城御史伊绵泰、萧镇婪索多金案”发，嘉庆帝指出：“御史为风宪之官，遇有贪官污吏听其纠参，分应廉政自持，方为无忝劂职。乃伊绵泰、萧镇于封禁米铺案内，索诈分肥，各得受赃钱一千二百千，藐法已极。”^[72]御史的监察、弹劾是国家预防、打击贪赃的一道重要防线，若堡垒从内部攻破，执法者敢于犯法，国家的惩治威信与力度则被极大地削弱，故此清帝深恶痛疾，严厉打击。(www.daowen.com)

职官受赃所造成的危害及不良影响，使清帝十分痛恨北京地方职官犯赃罪。对职官犯赃心理的分析，又使他们意识到在对待受赃的问题上，仅靠惩治，不重预防是行不通的，必须两手一起抓，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