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近天子，日受纶音，却干着受赃枉法之事，北京地方职官的内心难免忐忑觳觫。在此过程中，他们表现得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不仅常为自己的行为披上“为民”、“公正”的外衣，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收受贿赂，因而多有忌惮。在嘉庆七年（1802年）“步军统领明安听从贿嘱案”中，步军统领番役金配探知户部候补员外郎袁锡、刑部员外郎李瀚等在寓所斗鹑，“起意往拿，希图讹诈”，袁锡等闻风逃走。金配扬言“有人出头说合，可免无事”，李瀚之子李联芳匿名说合。李联芳因金配索银六万过高，未敢答应，金配挟制其“不能走开”。李联芳诈许银一万二千两，方得脱身。金配信以为真，将袁锡家人成珍代至衙门，将袁锡等在场斗鹑情节“匿不禀出”，捏称系家人在门房斗赌。后金配索银不得，“复至袁锡家连日吵闹”，“复至袁锡堂弟袁煦上房门首探寻”。袁锡不敢回宅，寻好友鄂罗锡叶勒图，恳其转托步军统领明安约束番役，“并许事后酬谢”。鄂罗锡叶勒图遇到明安，“以袁锡系属素好，恳其了结此案，事后致谢。”明安因鄂罗锡叶勒图“先经请托应允，不复深究”，在承审司员据袁锡家人成珍等口供定为“系家人斗赌，伊主并未知情”的情况下，“照议画行”，仅对成珍等处以枷杖。事完后，袁锡“总未致谢”。明安与鄂罗锡叶勒图会遇，却不敢明言“好处”，仅以“你怎样了之言相问”^[60]。鄂罗锡叶勒图心知肚明，急向袁锡索银，并将袁锡所付“一千两银票一张”自留五百，余下交刘升（袁锡家人）送与明安。但明安不敢贸然收下，“旋令刘升持银送还，鄂罗锡叶勒图仍令携归”，明安方才收下。后明安因此案大有风声，担心一旦败露，于前程大有干碍，“复将原银送交鄂罗锡叶勒图家内，令其退还袁锡”。^[61]

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科场案”中，柏葰取中罗鸿绎后，于场中见到浦安，告之“恭字十二号原中副榜，后来副榜也未中，今竟中正榜。”浦安胆小，“因在公所，未便言谢，却露感情的意思，随即答应一‘是’字。”^[62]后罗鸿绎前来道谢，浦安仅嘱：“柏中堂家人靳祥人亦甚好，与我相熟，门包须所费几两，日后用事也用的着他。”绝无要求对方重谢自己之意。从事态的发展看，浦安未必全无为己身打算之心，但其在为己身打算时，还是比较谨慎含蓄，有所顾忌的。当李鹤龄告知罗鸿绎欲酬谢银四百两时，浦安“答应不可”。但不久后，溥安又主动找到李鹤龄，道欲给胞兄捐官，无奈宦攮羞涩，求借三百两。这也许是一个托词，是对先前推拒的反拨，但当李鹤龄表示“前有罗鸿绎酬谢之款尚存他处，可以使用”，浦安仍言暂借银三百两，“并云日后有钱，总以还他为是。”^[63]虽贪心呈露，但屡有遏制，不敢贸然行动，忌惮畏惧之心，可见一斑。(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