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理，北京地方职官身处天子脚下，耳闻目睹的都是皇亲贵戚、达官贵人，往来交接的都是中央一级的衙门，一旦犯有赃罪，所涉数额应十分巨大。但事实上，北京地方职官所犯赃罪在数额上较为有限。

道光二年（1822年）“倪巡检受贿捏报病故案”中，张孝煤窑内的佣工刘勇为在窑内开水工屋的朱四率众打死，宛平县委王平司巡检倪绳相验。朱四见事不好，央在窑上管事的马德川“设法请托，如有应用钱文，即恳代垫，于伊所雇水工应领钱文内扣除。”马德川“家住南港村，该巡检倪绳因公上窑，常在伊家坐歇，并与弓兵张玉、童才等熟识。”他找到弓兵张玉，捏称死者“带伤因病身死”，“托其回明本官，相验时不要挑斥”，并许事后给京钱一百千；然后又找到“与仵作等认识”之已革县役陈章，“肯其转托”，陈章索钱五十千。相验日，张玉照马德川所嘱，向倪绳恳允；万长清则因尸身被煤沾染，容易掩饰，浑水摸鱼，喝报系因病身死；在这种情况下，倪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扶同申报”；冤案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顺理成章地发生。次日，张玉将马德川所交银换钱一百千，将其中七十千送倪绳，余下三十千据为己有。倪绳所收的七十千，按时价，不过“折银三十五两”。当然，如倪绳受贿之少，还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总的来说，北京地方职官受赃数额都不大：道光十年（1830年）“中城副指挥熊常铣等贿和分赃案”中，熊常铣受贿四千两；道光十九年（1839年）“步军校苏昌阿诈贿案”中，苏昌阿索贿一百三十吊；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科场案”中，浦安受贿三百两。

受贿数额较多的是联顺。咸丰七年（1856年）“步军统领联顺赃私案”中，联顺被查出受贿三万四千余串，在北京地方职官受赃数额中可说是较大的，但还比不上其他地方高官的贪贿数额。嘉庆九年（1804年）“湖南武陵知县董如冈侵蚀民借堤工麦种银案”中，湖南武陵知县董如冈贪墨四万七千两；十年（1805年）“湖南湘潭县前后任知县陆豫、周宁远侵亏仓库钱粮案”中，湖南湘潭县前后任知县陆豫、周宁远共侵亏五万二千两，都远远超出了北京地方职官的贪贿金额。(www.daowen.com)

北京地方职官所犯赃罪在数额上相对有限，一方面是清廷对北京地方实行权力分割，多重管理，致使北京地方职官握有的权力不仅有限，而且受到多方掣肘，难以一逞其私。另一方面，北京地方职官身处天子脚下，一言一行都要受到天子耳目的监督，一旦行为不谨，不难被发现和查处，从而给自己带来麻烦。相比较来说，地方要员因“天高皇帝远”，其贪墨较北京地方职官有着先天的地域有利条件，较难被发现和查处。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巡抚王亶望冒赈案”中，甘肃巡抚王亶望向乾隆报告甘肃地区连年干旱，亟需赈灾，私下里却将捐银归入己囊。若不是大学士阿桂在督军甘肃的过程中，向乾隆报告因连日阴雨，道路泥泞，行军缓慢，使乾隆联想到前不久和珅的相似报告，对王亶望产生怀疑，不知此案何时才能暴露。^[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