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人情因素无处不在。北京地区各级、各类官员人数众多，他们不仅来往频繁，而且关系复杂，有亲属、好友、同乡、同年、上下级、主仆等诸多关系，这自然为一些人行贿受贿、联手犯罪提供了便利。换句话说，各级、各类官员参与贪赃案的前提，是他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属于某一特定圈子，这是他们彼此信任、协同作案的前提。

在乾隆六年（1741年）“步军统领鄂善受贿案”中，许秉义诈称是刚去世的俞廷试的过继子孙，要霸占其家私。俞廷试孙俞长庚之岳父孟鲁瞻“因心疼我女儿起见，实在看不过”，找到“素常相好的王继鲁，知道他在提督那里走动”，求其帮忙。王继鲁则找到“素相认识”的鄂善家人王二、赵二，烦请“务必转回大人，求大人照看，必定孝敬。”王二、赵二乘便“向主儿说起许秉义要闹俞长庚的事”。家下奴仆如此消息灵通，自然意在言外，鄂善追问消息从何处得知，王二等“谎说出城买东西在饭铺里遇见开清平居的王四说的”。鄂善道“这事我现在访察着呢”，便再无一语。可见，其先前的追问，并非是出于办事官员应有的警觉，极可能是主仆由来已久的心照不宣。后王二等告知俞家答应事完后酬谢两千两银子，鄂善道：“他的事我已经办着呢，酬谢不酬谢，慢慢的罢。”在此，鄂善以人情顺遂国法、先私后公的嘴脸暴露无遗。后鄂善忠于所托，“打发杨姓、张姓守备到俞家，说你家刨出的银子，俱赏了你们了……又说你家没有人来闹就罢了，若有人来闹，你们可就去告……俞家出殡时，提督曾打发人来随着出殡，护送行走。”^[50]在这一案件中，环环相扣，层层铺垫，最终水到渠成，无不是平日交好的熟人关系在其中起着润滑与推动作用。

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科场案”中，主考官柏葰之落马，也与过不了人情关有关。广东人罗鸿绎在参加乡试之前，已花钱在刑部捐了一个小官。但捐纳而得的官职比不上通过科考而得的出身耀目，故他欲参加乡试以使自己的身份名正言顺。报名之后，罗鸿绎遇到了在京的同乡——兵部主事李鹤龄，向其打听乡试的事。李鹤龄热心地为之讲解打通关节以顺利录取的内幕，并在罗鸿绎未明确以事相托的情况下，主动提出帮忙，还找到同年、此次乡试的同考官浦安，告之“同乡至好入闱”，托其关照。浦安阅卷时恰好看到了罗鸿绎的卷子，于是向主考官柏葰推荐。但柏葰并不看好该卷，吩咐家仆靳祥退回。浦安“与靳祥认识数年”，“托他求求中堂，这本卷子万别撤下”，靳祥“关情面，答应去了。”^[51]靳祥“回来替浦安说，他房中只有中皿一卷，求中了他的才好。”^[52]家仆之情加上同僚之义，柏葰只得将本欲撤下之卷重新取中。事实上，在此次科场案中，为同乡故好“送条子”的情况非常多，兵部尚书陈孚恩之子陈景彦“有交条子之事”^[53]，工部左侍郎潘曾莹之子庶吉士潘祖同“为同乡谢森墀代送条子”^[54]，刑部侍郎李清凤之子工部郎中李旦华“假托父名，私送条子，并有代同籍贡生王景麟致送条子之事”^[55]，都是出于私情，为同乡故旧请托。(www.daowen.com)

在贿嘱案中，人情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有人情在，大可不必预先写下“字据”，甚至“事后酬谢”的承诺也可免去。既为熟人，以情相托，自然彼此信任，肝胆相照；况且日后难免有其他需对方照拂之处，不得不预为留地，因此仗义相助、断不辜负成了彼此心照不宣、必定遵守的规则。如李鹤龄虽主动提出要罗鸿绎“写就条子交他拿去，并未虽中后要银，亦未向我告知转托别人”^[56]，“出场后曾见罗鸿绎一面，亦未提及。”^[57]就是对直接请托的浦安，李鹤龄也仅是“求为照应”^[58]，并未承诺事后酬谢。在这里，纯粹的人情、道谢与贿赂混杂在一起，与事前明目张胆的行贿受贿不同，体现了人情之于法制的渗透与妨害，也可看出靠人情关系枉法而进行酬谢已成为民众普遍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