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京师，北京不仅是中央政府的办公地，还是宗室皇亲的聚居地。因此，北京地方职官虽为一地之“父母官”，却不像其他地方官那样，平时来往交接的以平头百姓、地方缙绅为主，而是与中央及北京地方官员、皇亲宗室等多有联络沟通。由此决定他们所涉的赃罪案件中，不乏中央及地方官员或皇亲宗室的身影。

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天巡按顾仁悖旨婪赃案”中，就有中央官员参与其中的情况。王士琦欲充顺天巡按顾仁之书办，但地位卑微，无由巴结。得知刑部官员贺绳烈与顾仁交好，他送银二百两，求其斡旋。贺绳烈满口应承，“亲自援引”。吏部书吏章冕遭顾仁索贿，不遂所欲，大受责治，“且不发顺天府推官审问，而远发真定府”，势将“毙命灭口”。为活命，章冕“许送顾仁银二百两”；其所央求从中穿针引线、“亲行作保”者，亦是在顾仁面前说得上话的刑部司官贺绳烈。贺绳烈因顾仁“系伊同年”，同属一个交际圈子，为了彼此的利益，敢于“贪婪藐法”^[48]，“热心”地在顾仁与有求者之间穿梭不辍，为行贿、受贿铺平道路。

道光十年（1830年）“中城副指挥熊常铣等贿和分赃案”中，则可见无所事事的宗室见缝插针，从中牟利的情况。曹瑾得知托庞煐所报捐监生系假捐后，向其索还捐银一千四百两。庞煐未给，由蔡绳祖“代为认还”，但给还四百八十两后，“余银仍未还清”。曹瑾先是向中城副指挥熊常铣喊控，但蔡绳祖虽经差传，仍不到案。曹瑾于是求与熊常铣“素相交好”的徐二、余七说情，“催传”蔡绳祖。熊常铣“因系钱债细事，亦即应允。”蔡绳祖畏法，在托人向熊常铣说情未果后，求人与曹谨说合，情愿出银一万八千两买和，由与其“素好、开设同和钱铺之陈立成代立期票”。事成后，曹瑾自得银票六千两，并令余七酬谢熊常铣银票四千两。熊常铣“因见票开银数过多，心生疑惧，嘱令徐二暂为收存，俟问明余七再定。”后徐二、余七挟票来陈立成铺内照票，与陈立成发生口角。次日，陈立成在“素识”的宗人府笔帖式额哲本前来闲坐时谈及前情。额哲本“代抱不平”，邀宗人府委署主事桂伦同往坊署查问；熊常铣“外出未见”后，二人次日复往，“声称因何使余七在外要银”。熊常铣担心事泄，危及自身，“即令徐二将银票退交余七”^[49]。额哲本二人从中各得好处费银二百余两。此案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额哲本、桂伦虽打抱不平，却不是出于公心，因为他们若按清律有关请托罪的惩罚专条行事，应首先告发徐二、余七请托、熊常铣受贿，而不是去官署理论。可见，他们并不认为熊常铣办事受贿有何不妥，只是办事中有失“公道”，故而“藉图分肥”。其二，额哲本、桂伦同为“宗室职官”，因这一特殊身份，才敢压制地方职官，两次邀同前往质询。(www.daowen.com)

可见，在北京地方职官受贿案中，有中央及北京地方官员或皇亲宗室参与的比例是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