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律关于受赃罪的惩治规定主要体现在律文中。《大清律例·刑律·受赃》共列律文11条，计有：官吏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财、官吏听许财物、有事以财行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科敛、克留盗赃、私受公侯财物，其中大部分律文围绕受赃罪展开。郑秦先生在《清代刑法概论》一文中将清代受赃罪分为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三种。本文关于北京地方职官受赃罪的论述主要以此为依据。

清律对受贿罪区分枉法、不枉法，分别惩处：“枉法赃各主者……一两以下，杖七十……八十两，绞监候。不枉法赃各主者……一两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两以上，绞。”^[24]按照清律的规定，风宪官犯赃，“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25]。之所以加重处罚，是因为其职司监察，身份特殊，执法犯法，故加重处罚。清律称行贿罪为“有事以财请求”，规定：“凡诸人有事，以财行求，得枉法者，计所与财，坐赃论。若有避难就易，所枉重者，从重论。”^[26]行贿依数额按贪赃罪论，但“罪止杖一百、徒三年”^[27]，可见，对行贿人的惩处比对受贿人要轻。清律称介绍贿赂罪为“说事过钱”，规定：“有禄人减受钱人一等，无禄人减二等。罪止杖一百，徒二年。”可见，对介绍贿赂人的惩处比对行贿人更轻。

清律关于受赃罪的惩治规定大体沿袭明律，不同的是，清律在律文之后还附以条例，条例是统治者顺应时势变化，出台的相应对策。清律中关于受赃罪的附律条例共25条，这些条例对不同类型受赃罪的惩治规定得更为具体、细致，显示了统治者法无遗漏、彻底惩治的决心。结合其他材料，还可看出这些条例的制定、出台、实施，经历了颇为不易的曲折过程，是清帝针对时势不断思考、调整以及君臣之间相互磋商的结果。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一月，针对法度太轻，赃官“虽经革职拟罪，犹得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的情况，顺治帝谕刑部：“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产入官，著为例。”^[28]不仅惩罚其罪，而且籍没其赃，富有针对性。但此严法并未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乃今贪习犹未尽改，须另立法制，以杜其源。”十六年（1659年）闰三月，顺治帝再谕刑部：“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西北地方。其犯赃罪，应杖责者，不准折赎。”^[29]虽免其籍没，但处以流刑，不啻终身遭惩，出头无望；且取消折赎的特权，使小过者亦不免刑责，可谓惩治严格。此例出台后，凤阳巡抚林起龙认为立法过重，“人犯抵死不招，徒有流徙之虚名，致弃充饷之实用。”刑部会议后，建议：“今后贪官犯赃，仍照律追拟，以助军需。”顺治帝对此进行了反驳：“贪官蠹役害民，屡惩弗悛，不得不特立严法，冀人人畏惧，省改贪心，始不负朕惩贪救民之意……夫与其畏法不招，何若使其不贪？民得丰裕，国赋亦充。朕明知立法既严，于贪官蠹役有所不便，必怀怨心，但轸念民生，即为贪蠹所怨，亦不遑恤。若不如此，贪风何由止息？小民何日安生？仍著遵前谕行。”^[30]可见，还是顺治帝能高屋建瓴，预防的确比惩治更为重要。(www.daowen.com)

总的来说，清帝对受赃罪保持着高压态势，立法上规定较细，惩处力度也很大。这一点，历朝皇帝都有所表露。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顺治帝指出：“官吏贪赃，最为民害，朝廷特严惩贪之典，枉法受赃，律有明条。”^[31]十二年（1655年）十一月又强调：“安民之本，首在惩贪。”^[32]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嘉庆帝指出：“此（枉法得赃）而不严加惩办，何以儆贪黩而肃官方？”^[33]后宣统时以皇帝名义总结说：“朝廷设官分职，所重惟廉。考诸往古，类皆订有坐赃专条，贪人败类，久为法所不容。诚以蠹国病民，莫此为甚。我朝仁厚开基，一切务以宽大，钦颁《大清律》，独受赃一门，制刑特重。伏读列朝圣训，复于惩戒贪墨，叠次加严，不少宽假。仰见执中定法，具有深意存乎其间。”^[34]明确表示了严惩的目的是为了将受赃消灭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