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乃“四方所瞻”之地，“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7]，京尹亦关乎“民庶是諴”的要职，因此自唐宋以来，京尹一职，“不轻畀人”，必“择贤以付国家”^[8]。京尹受中央垂直领导，“小事专决，大事则禀奏受成旨，刑部、御史台无辄驳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肃清京师，镇抚畿甸，必隆重其任”^[9]。

清廷对京尹一职也很重视。清沿袭明制，称京城地区的长官为顺天府尹。按制，顺天府尹的品秩是正三品，正三品衙门用铜印，唯顺天府用银印，“诚重之也”^[10]。为加强对其地的管理，雍正时明定“于部院尚书、侍郎内特简大臣兼管府尹事，无定员”，直至光绪年间，“始设一员独兼”^[11]。雍正帝给顺天府尹的训词是“畿甸首善之区，必政肃风清，乃可使四方观化。非刚正廉明者，曷克胜任”^[12]，可见其对顺天府尹一职的重视。咸丰帝对顺天府尹也寄予厚望：“顺天府系天下观瞻。”^[13]此外，其他类别的北京地方职官亦受到清帝的重视。康熙帝指出“九门提督责任甚重”^[14]，道光帝认为“巡视五城御史有稽查约束之责”^[15]，咸丰帝强调“大兴县为牧令首领”^[16]，同治帝明示“步军统领衙门，捕务是其专责”^[17]。出于巩固统治的目的，清帝对京师一地的管理者甚为重视。

在其他官员心目中，北京地方职官亦非同一般。关于顺天府职官，咸丰年间浙江道监察御史博桂认为：“州县为亲民之官，必须操守廉洁，抚字勤劳，方无愧牧民重任，而畿内地方紧要，尤宜慎简贤能，以襄治化。”^[18]光绪年间贵州道监察御史英朴指出：“窃维州县为亲民之官，必需廉正持躬、勤恤民隐……大兴为京畿首善之区。”^[19]光绪年间山东道监察御史胡蕙馨强调：“顺天府四路厅同知，分辖顺属州县，有表率地方之责，非廉明正直之员，不足以资治理。”^[20]关于其他类别的北京地方职官，咸丰年间山西道监察御史毛昶熙认为：“京师向设步军统领总管营务，原以弹压地方，缉拿奸宄，非才长望重，不足以副委任。”^[21]光绪年间山西道监察御史孔宪瑴指出：“京城五方杂处，最易丛奸，而前门外为尤甚，全赖司坊官缉捕认真，肃清地面。”^[22]在他们看来，京畿有“表率地方之责”，京师官员的一举一动，无不是朝廷政策的风向标，是地方官员效法的对象，因此其施政的方方面面都应做到最好。(www.daowen.com)

“王者施仁，笃近举远”^[23]，北京地方职官执政帝都、得睹天颜，因此其施政的好与坏，并非只关乎一方水土、拱卫皇城，而是有着深远的“样板”作用，在儒家推己及人的德治理念下，有着“抚近怀远”的功效，故为统治者所重视。清廷对北京地方官的基本要求是德才兼备，而首重德行，这也直接决定了其对丧失德行而受贿贪赃的态度及惩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