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即1914年7月2日，袁世凯以大总统第89号教令颁布的《惩治盗匪条例》共有11条。此条例后经修改，于同年11月27日以《惩治盗匪法》为名颁布实施（具体内容详见附录七）。^[35]

该法共规定了9条死罪，其中前6条皆出于刑律中规定的侵占罪，原本都不适用死刑，但在该法中它们全都变成了死罪。另外3条死罪，在刑律中虽然都符合死刑适用的条件，但都有具体的限制。如第4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掠夺公署之兵器、弹药、船舰、钱粮及其他军需品或公然占据都市、城寨及其他军用之地者”，在刑律中只有魁首才规定处以死刑，而在此特别刑事法中，不分主从皆可处死。显然，相比于刑律，该特别刑事法有如下特点。其一，加重并放宽了死刑适用的罪名与适用对象；其二，扩大了死刑案件的审理权限，县知县与军队军法处都直接开始介入死刑案件的审理、复核与执行之司法领域；其三，军法权限超过了普通刑法权限；其四，复核权出现多头化负责情况；其五，一审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大而复核程序简化到最小；其六，死刑执行方式军事化，枪毙代替了绞刑。

该法出台的原因与背景，在同年12月4日公布施行的《惩治盗匪法施行法》有如下说明：

前颁《惩治盗匪法》，所以示立法之准，现颁《惩治盗匪法施行法》，所以济立法院之穷。张弛异宜，经权互用，此因时立制之道也。慨自改革以来，盗匪充斥，民不聊生，将欲除暴安良，非峻法不足以资惩戒。故刑乱不足用重，纵恶适以长奸。设当事机紧迫之时，亦复拘执成规，迂炯程序，将盗匪以辗转而久稽显戮，官吏亦推诿而罔顾考成。大之贻误地方，小之为害黎庶，安危治乱，关系匪轻。^[36](www.daowen.com)

并且它还对主体法实施的区域，执行者的权限进行了规定性说明：

至此项施行法公布以后，所有施行区域，原以地方情形为衡，除京师及特别要塞地方关系重要，应责成军政执法长官依法办理外，所有各省各地方应否按照《惩治盗匪法施行法》施行于该管区域之处，应责成各该将军、巡按使、都统、京兆尹暨各该高级军官体察现办盗匪情形，迅速切实呈报，听候命令遵行。^[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