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案件相对其他案件比较特殊，犯罪人潘漪在北京窃盗案发，而连带发觉他在故乡犯下的一起杀人旧案。该案发生在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四川涪陵。根据杀人者潘漪的口供，他无父有母，未婚识字。曾于步兵学校肄业，曾在四川入哥老会。当年他向亲戚方文衢借钱，对方不借，遂与方的仇人王志忠合谋，一起到方家劫财。他声称同王一起杀死了两个仆役及一个男童，但因有人敲门未及劫财而从方家天楼翻墙到隔壁的姐夫家，换下血衣后潜逃。他先逃到上海，后到湖南。在湖南水上警厅当了巡官，后因袁世凯称帝，他在该地加入了游击队。而该游击队后改编成了护国军湖南三师，他就在该师二团三营十二连当了数个月的连长。洪宪帝制结束后，军队也解散了。他又跑到京城，谋事不成而潜回原籍。民国七年，他由家乡再次来到京城谋事，一直未果，贫困中开始到大学盗窃，被抓获后又趁机脱逃，并在被巡警认出后，暴力抗警。^[27]这些情节都共同影响了判决结果（详情参看京师地方审判厅刑事二庭判决正本，见附录五）。^[28]

潘漪不服京师地方审判庭1919年4月24日所作的一审判决，向京师高等审判庭提出控诉。但该上诉遭驳回，具体理由如下：

查依《惩治盗匪法》判处死刑案件，按照《惩治盗匪法》第五条规定，不准上诉。本案控诉人潘漪强盗故意杀人三罪，原审即各按《惩治盗匪法》第三条第二款判处死刑，自不能上诉。乃控告人对于强盗杀人部分，依通常程序声明控诉，碍难认为合法予以受理，所有该部分之控诉意旨即辩护论旨，均应毋庸置议。至控诉人对于脱逃及妨害公务部分之控诉意旨，无非以控诉人被送至地方检察厅，因无人看管，乃由大门走回寓所，并非脱逃，嗣被原警在讲武堂旁边获案，亦无对巡警有强暴胁迫妨害公务情形，为唯一之主张。本厅查诉讼记录，控诉人在检察厅趁原解巡警与他人说话之际，脱下大衣，故意脱逃。嗣在刘兰塑胡同被原巡警查获，控诉人又持假官衔名片，向巡警赫诈抗拒并将巡警制服撕破各情，也经该控诉人在京师警察厅自白不讳，即控诉人在原审亦供认脱了大氅混出大门无异，原审传令原巡警王寿培当庭质证。又据供称，查获控诉人时，控诉人拿出步兵少校潘漪名片，蛮横撕破制服，经原审当庭验看，该警制服有被撕破痕迹属实。该控诉人周脱逃及妨害公务情事，已属毫无疑义。原判对于控诉人脱逃一罪，依刑律第一百六十八条处四等有期徒刑一年，对于被逮捕时向警冒充军官并实施强暴一罪，依刑律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项及第二百二十六条，适用刑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项，仍依刑律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项，处以四等有期徒刑一年论罪科刑，均无不合。控诉人关于这部分控诉意旨，不能认为有理由。(www.daowen.com)

以上论断，本厅认为本案控诉关于强盗故意杀人部分为不合法，关于脱逃及妨害公务部分为无理由，应以并予以驳回，特为判决如主文。^[29]

此案最值得讨论的是犯罪情节中的一个关键点被否定了：被告在原供中指认有另一个共同杀人者，而判决书中否认了这一点，结果从两人杀三命变成一人杀三命，其犯罪之严重性可想而知。但如果我们认真分析犯案情节，从逻辑上看，有同案犯是完全可能成立的。因为潘漪去方家杀人劫财时，即便探得方文衢外出，要杀另外两个成年仆人并得财，仍是件风险很高的勾当。这一情节之所以没有被考虑，可能与下述几个因素有关：一是案件发生在外省，侦查资源有限；二是案件已发生多年，有些证据不易获得；三是犯人是数罪俱发，不仅被捕后脱逃，而且伪造军官证，敢于暴力抗警，已具备刑法理论上所称的危险犯之条件。因此不难理解此案最终不仅被定性是盗匪案，而且法庭宣判时法官同时向犯人宣告：“惩治盗匪法罪，照例你不能上诉，只能候部复核。”潘漪听后声称“杀人的事，我实冤曲。”^[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