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月25日，倍受争议的《大清刑律》终于颁布实施。

它从立法精神上将“罪刑法定”、“人格平等”、“罪刑相适应”三项现代刑罚原则引入了中国法，提倡定罪、量刑、刑罚执行方面从轻避重，置换了旧法的比附原则，剔除或淡化了传统法中刑罚伦理化、服制化、身份化、种族化的部分内容。

从法典的体例着眼，《大清刑律》改变了传统律例民法、刑法、行政法一体的六部体例，采取了近代西方法律的模式，将诸法分离，特别是将刑律从诸法中独立出来，为民法和经济法拓出了发展空间，改变了用刑罚手段来处理和调整人身、财产关系的旧法习惯。

从刑名设置上看，《大清刑律》将传统的五刑等级——笞、杖、徒、流、死改为四级制——罚金、工作、遣、死。抛弃了摧残肉体的笞、杖刑，删除了旧律中的凌迟、枭首、戮尸、刺字、枷号、缘坐等酷刑，停止了部分合法刑讯。同时，还删除了近代以来已经解禁或与新政不符的规定，如禁止出海、开矿、集会、发行报纸等^[7]。(www.daowen.com)

更为突出的是，《大清刑律》在死刑与死罪制定方面的改革：其一，死刑统一为绞刑一种，废除凌迟、枭首、戮尸与斩刑等处死方式；其二，死刑规定从《大清律例》的八百四十余条减至二十九条，加上《暂行章程》的三个死刑规定，共为三十二种死罪^[8]；其三，规定死刑不再公开执行，而在狱内执行^[9]；其四，虚拟死罪全部转成自由刑，也就是说在旧制中纳入秋审的死刑犯绝大多数转换成无期徒刑。在整个变革过程中，法学家们反复比照参考了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刑法与中国法的内涵。有的争论十分激烈，不仅涉及技术问题，更涉及文化与政治实践的象征领域。如在最终采取何种死刑形态这个细节上，“枪毙”似乎在当时是技术上最先进的行刑方式，而且在西方各国也是与斩、绞并行的主要死刑执行方法。但沈家本认为枪毙不合中国国情，枪毙法主要在殖民地宗主国国家中使用，加上枪手经常无法一枪击毙犯人，技术手段不过关，固不可取。开始的时候（也许从始到终），沈氏主张保持唐律以来的绞斩并用，反对只采取一种行刑方式。他与冈田朝太郎的讨论过程目前除了《死刑惟一说》外，没有看到更细的材料说明沈氏最终是如何同意采纳死刑惟一制的。

改革后的《大清刑律》最终规定绞刑为中国死刑执行方式的统一国制，结束了唐朝以来死刑的绞斩双轨制及明以来纳入正刑的死刑等级：凌迟、枭首、戮尸、斩、绞。这次改革使得《大清刑律》成为中国历史上首部死刑罪名最少的刑律。为之后民国的刑罚轻刑化实践开辟了道路。然而，这一立法上的剧变是否在司法领域得到有效落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