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祥雨在研究顺天府案件的管辖时写道：“对于京师案件，笞杖以下由五城、步军统领衙门或其他相应衙门（如宗人府等）审理；徒以上则要由刑部单独或是会同相应衙门审理，与顺天府及其所辖的大、宛两个京县无关。清末曾在刑部任职的魏元旷说：‘（刑）部分十七司……分理各直省及京城内外大兴、宛平两县所不能管辖地面案件。’《刑部档案》各司之现审案件，就笔者目前所阅，其初审均在五城、步军统领衙门或是宗人府等处，未见有由大、宛两县或是顺天府审理后再送交刑部者（京控案件除外）。当然，对于京师笞杖案件，由于缺少如宝坻县那样翔实的档案材料，且笔者不可能阅读所有京师徒以上案件（现审案件），因此不能绝对断定顺天府和大兴、宛平两县均不受理京师词讼。不过，笔者认为，即便存在顺天府及其京县受理京师词讼的案例，也应该是特例。”^[43]胡祥雨所说的是“京师案件”，自然与顺天府及大、宛无关。前文已论叙，顺天府对京师是无管辖权的。但大、宛对本县所发案件，从清政府设计的司法管辖体制上，是有权力审理本辖区之初审案件的。现实中，大、宛也有审理民刑案件的实例。如光绪八年（1902年）十月二十四日《大公报·中外近事·县示照录》所载宛平县公布的一则告示：宛平县令“无论巨细大小，靡不躬亲审断，案情其中曲直是非，悉由己定，不假他人之手，不由胥吏之权，不听人情，不畏强御。本县扪心自问，平日听断狱讼，或有体察未到，未能委曲得听，在所不免。……今本县升补斯邑，首以清理词讼，严缉盗贼，力拒贿嘱，切除积弊。”从“平日听断狱讼”一语可知宛平县审理辖区民刑一审案件当是常事，大兴与宛平地位相当，情况亦当如此。关键是对于大、宛二审案件，是上达顺天府，还是申报西路厅审理，则是需要研究的。

王洪兵在《清代顺天府与京畿司法审判体制研究》一文中写道：“顺天府属州县在审理命盗重案的过程中实行分工制度，大宛两县案件大多由顺天府初步审理，再交刑部审拟；顺天府外属州县则交直隶审拟。例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顺天府破获刨坟墓案，该案件分属昌平、宛平等辖区。顺天府拿获案犯后，分交不同部门审拟。据兼管顺天府尹裘日修奏称，‘宛平县获贼九名，供报刨坟六案，其宛平县大峪村一案现获各犯均系为从，并未开棺，应归皂角屯五里坨开棺得赃两案内，从重归结；其皂角屯一案系昌平州所属，现获开棺得赃贼犯刘光耀、程四、曹宗发、刘三等四名应由督臣方观承审拟具题外，至五里坨等处均系西城所属，现获首从贼犯刘二、郭志、朱二、石黑子、石四等五名应照例送交刑部审拟。’”^[44]若单从王文所引案例看，很难看出京属二县与“外属州县”的案件分送程序。裘日修所言，“其宛平县大峪村一案现获各犯均系为从，并未开棺，应归皂角屯、五里坨开棺得赃两案内，从重归结”，“五里坨等处系西城所属”，所以“应照例送交刑部审拟”。府尹裘日修所言当指属地管辖的上诉程序，因五里坨属西城，如按步军统领衙门或五城御史管辖而言，徒以上当送刑部。而昌平所属的皂角屯一案，经北路厅申按察司最后由直督审断。这里“宛平县大峪村一案”均系从犯，分别归属在昌平皂角屯与西城五里坨之案，所以顺天府只是对该案具题，议将案件转出，并未做处理。乾隆四十一年，民人叶承庆与旗人安于可在宛平县争讼，叶承庆以宛平黄知县“听情妄断”为由，赴顺天府衙门控诉。顺府批札“查阅所控情节，年岁既久，头绪亦繁，且宛平知县黄瑞鼎实有听情妄断情事，随提集县卷，饰委南路同知李芳茂会同署通判吴鏊传集各犯，秉公审讯”。^[45]顺天府却将该案转批南路厅，指派“南路同知李芳茂会同署通判吴鏊传集各犯，秉公审讯”，实质上是起监督作用。

顺天府及京属大、宛缉捕案件经初审后由顺府送交刑部的案件也有发生，如乾隆三十二年，西路同知章全节遵奉顺天府饬令，“通缉重案人犯，留心查缉”，拿获积贼邢六即邢二等人到案，该同知初步审讯后，将案详报顺天府衙门，因为案情重大，顺天府兼尹裘日修、府尹蒋元益奏请“一并交刑部严审定拟，除将人犯并供册移交刑部外，理合奏闻”。^[46]按通制理应从四路厅上达直隶总督，徒以上案再由总督上达刑部；如果认为此案是特例，即顺府二尹认为二犯案情重大，当处刑徒以上，且二尹上奏皇帝裁决，即使刑部受理了此案，也不能说明京属大、宛与其他各县有什么不同。凡顺属大、宛案件，如由顺府直接报送刑部，需由顺府上奏并经批准，这可能是一个必经程序；如光绪十九年二月，大兴县拿获清政府通缉犯李全庆，并对李犯进行了初审。大兴县向顺天府“禀请核办”，顺天府认为该犯“屡在刑部涉讼有案，应请旨交部讯断，以示惩儆”。^[47]此案一是清政府谕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及五城御史严密缉捕之犯，二是顺府组织大、宛两县会同查拿，故本案自始至终都有谕令在起作用，所以并未按顺属州县经四路厅报直隶总督的程序，而是由顺府请旨直接报经刑部审断。

不过，京县所发重大命案，县衙径送顺府，顺府初审后奏请送刑部却是有的。这类案件经顺府奏送刑部，而县审后未送四路厅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嘉庆十七年五月间，大兴县南洪门外辛庄屯杨牛子杀死邻居朱大一家五口，该案经大兴县呈报到顺天府，顺天府对该案进行了初步审讯，最后顺天府奏请该案交刑部审拟。^[48]此案为京县与顺属各县的重大命案诉讼程序有别的观点提供了论据，但本文以为，因徒以上案件最终是由刑部审断，而在京城案件的审级一般为分为两审，即徒以下归步军统领衙门或五城御史，徒以上（含徒）则报送刑部审断。而大、宛二县围处京城，有些地方又与五城所辖互相交壤，为免繁琐，故重大案件经奏报后直接送刑部审断。但大多数案件仍需走直督程序，不能由顺府径报刑部。这从刑部就京县案件管辖的驳文中可以看出。

嘉庆五年（1800年）关于顺天府属之大兴、宛平命盗案的归属问题，通政司副使提议将大兴、宛平两京县命盗案件照营城之例，交刑部直接审理，各理刑衙门曾展开讨论。刑部以为此二县刑案还应属顺、直督所管，其驳文曰：(www.daowen.com)

刑部为刑名总汇，每年多加数十案亦不见其纷繁，但自国初以来，顺天府州县刑名供由该省各上司核定达部，遵行百有余年。今以大、宛两县附近京畿距省较远，其命盗案件恐致往返迂回，即归部审办。此外，如顺天府所属通州、良乡等处，及永平、宣化、承德等府属距京较近，距省较远者，岂亦归刑部办理乎？且刑钱并重，若刑名案件不归该省臬司审解，概归刑部审结，则钱谷事务亦不由藩司核详，竟由州县自报户部，是以部臣而侵总督之职，似此漫无统辖，纷更我朝成法，是属不成事体。^[49]

刑部驳文明言，若大、宛两县刑名钱谷归两部，则“是以部臣而侵总督之职”，这明确告诉我们大、宛两县命盗案件的上诉程序在归属上仍是经四路同知申按察司，最后达直督审断。因此，“顺天府属州县在审理命盗重案的过程中实行分工制度，大宛两县案件大多由顺天府初步审理，再交刑部审拟；顺天府外属州县则交直隶审拟”的制度似乎是不存在的。但因大、宛距京师为近，重大命盗经顺府报奏天子直接送部审断的案例是存在的，这只能是一种特例。此外，顺属各州县所辖之民刑各案，上诉审本应呈报四路厅，但经奏报也有请转顺天府的；如上引光绪二十六年，通州大松垡村王海持枪抢劫将村民翟德山及其母砍死一案，经掌广西道御史庆秀奏请“饬下顺天府府尹提集此案人证卷宗，彻底根究，按律惩办，以警贪暴”。^[50]因此案存在“贪暴”问题，故经庆秀奏请后由顺天府提审，说明顺府提审并非正常程序，这与京县重大案件经奏请后由顺府审理的道理是一样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初五日，直隶总督向刑部咨报宛平县于全等人抢劫衣物银钱案，其审判顺序也是由宛平县初审，再由西路厅、直隶按察使、直隶总督复审。直隶总督拟将于全发“极边烟瘴充军”，随后咨交刑部复核。^[51]这些都充分说明，对于一般的刑案，京县初审，经四路厅、按察司再达直督是正常程序，而经顺府达刑部则是非正常程序。这类案件都是较有影响的重大案件，顺府审理要经奏请后才能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