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犯罪分层制度虽然起源于国外，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没有相类似的做法与传统。犯罪分层的核心观念是对不同性质的犯罪进行区分并区别对待，而这样的做法在我国的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

纵观世界各国在早期对犯罪分层的做法，一般都是先规定某些犯罪行为构成重罪，这些重罪当中往往以叛国罪为主。我国最早出现的重罪是在周朝，《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中记载了八种重罪简称“八刑”，分别是：“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行，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与世界上其他各国做法不同的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重罪当中，虽然也有叛国的身影，但更多的是以违反伦理道德为主的犯罪，这与我国以礼法治天下的传统有关。有的学者认为“八刑”就是其后出现的“十恶”的前身[41]。

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所创制的《法经》当中，明确地将反对政权的犯罪列为最严重的犯罪并严厉打击。这一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做法相同。

及至北齐，我国出现了影响久远的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这几类罪的不在八议的范围之内。(www.daowen.com)

唐朝明确将这十条定为了“十恶大罪”，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也被称为“十恶不赦”。以后的朝代，虽然关于十恶的内容在不断地变化，但立法的形式保持基本稳定，都是在刑法典中单独列出，并配有明显不同的特殊规定，主要表现为：1.法定刑重：每条罪名都有死刑，谋反等罪名还实行株连制。2.不予宽宥：十恶不在八议之内，《开皇律》记载：“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唐律疏议·名例篇》记载：“其犯十恶者，死罪不得上请；流罪以下，不得减刑。”3.不得相隐：《唐律疏议·名例篇》记载：“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4.处罚预备犯：隋朝之后将北齐的“反逆”改为“谋逆”，“大逆”改为“谋大逆”。这里的“谋”应当理解为预谋，也就是说在这里不光要处罚实行犯，还要处罚预备犯。“对比古代刑法中，没有其他关于一般性预备犯规定的情况，可以认为，古代刑法只对‘十恶’重罪规定处罚预备行为。”[42]

“历朝各代还有各自不同的重罪法，如秦朝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重刑罪，汉朝有《轻侮法》，宋朝有《盗贼重法》。唐、明虽合制，但其刑罚轻重却也不尽相同：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盗贼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43]至于十恶不赦之罪，在唐以后为我国历朝历代所共同接受。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是有对犯罪进行不同分类并区别对待的司法传统的，普通老百姓对于不同类型的犯罪的评价也是不同的，犯罪人所犯罪名一旦涉及十恶不赦之罪，则会遭到来自法律和社会最大程度的谴责，而并非对所有的犯罪进行同样程度的谴责。这一点其实是可供学习的，即对于社会危害性最大的几种罪名单独列举，既有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也更有利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减少这些严重犯罪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