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今天的“宽严相济”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刑事政策，其中有惩罚也有受奖的内容，属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这个阶段仍处于阶级斗争时期，敌我矛盾依然比较尖锐，该政策的适用对象更多地集中在敌对分子身上，因此这一时期的刑事政策比较侧重于“严”的方面。

后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及敌我矛盾的缓和，刑事政策针对的对象主要不再是敌对分子，而是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因此这一时期的刑事政策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的调整，不再强调镇压而是惩办，相较于前一阶段，这一时期的刑事政策比较侧重于“宽”的方面。(www.daowen.com)

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全面转型的开始，犯罪数量剧增，而且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严重刑事犯罪，因此“严打”政策成为必然的选择。从1983年开始到2002年，我国先后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严打”活动。一般认为，“‘严打’并不是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但其作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中‘惩办’方面的突出表现而受到重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我国的刑法立法和刑事法治”[39]。近些年来，对于“严打”政策的认识越来越客观，学界基本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认为“严打”政策的出现是必然的，是社会环境发展到一定程度和时期必然会出现的刑事政策，其对遏制犯罪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及至后来，中央于2005年底的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随后几次相关的会议上，宽严相济逐渐确立了作为我国刑事政策的地位。从我国刑事政策发展的脉络来看，从宽严结合开始，经历了“严打”之“严”，复归宽严相济，这是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结合我国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来看，宽严相济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我国刑事政策的主线，这也契合了国际上“轻轻重重”的主流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