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争议较大的刑法概念不同，犯罪分层的概念本身并无太多争议，最多只是不同学者之间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已，但为了行文方便，还是要为“犯罪分层”找到一个适当的概念。

卢建平教授认为“犯罪分层，指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将所有犯罪纵向划分为不同层次的犯罪分类方法”[1]。沈玉忠认为“犯罪分层，是指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将所有犯罪划分为不同层次的犯罪分类方法”[2]。孙道萃认为“犯罪分层，指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将所有犯罪划分为不同层次的犯罪分类方法”[3]。

由上述不同学者的表达可以看出，犯罪分层是按照犯罪的严重程度进行的一种划分，这一点没有什么异议，值得研究的是犯罪分层和犯罪分类的关系。

对犯罪进行分类是一种通行的做法，无论是在犯罪学中，还是在刑法学中均有体现。通过犯罪分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犯罪，更有针对性地对犯罪进行预防和控制。根据不同的标准，犯罪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有的学者将犯罪分为两大类，即刑法理论和犯罪学理论的犯罪分类。刑法理论的犯罪可分为：国事犯与普通犯、自然犯与法定犯、隔地犯与隔时犯、亲告罪与非亲告罪、实质犯与形式犯、即成犯与继续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等不同的类型。犯罪学理论基于主体不同可将犯罪分为青少年犯罪、女性犯罪、学生犯罪等；基于犯罪行为性质类型可分为暴力犯罪、性犯罪等；基于犯罪的特殊类型可分为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邪教犯罪等。[4]这其中并没有依据犯罪轻重进行的划分，在其他学者的划分中笔者也并没有见到依据犯罪轻重进行的分类，至少在中国学者当中很少见到。[5]

那么这是否说明犯罪分层和犯罪分类是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概念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二者还是有着很密切的联系的。犯罪分层应当属于犯罪分类的下位概念，是犯罪分类的一种，它是按照轻重对犯罪进行的划分，与其他类型的分类相比只是标准不一样。之所以在犯罪分类中很少提及，笔者认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轻重的标准不好把握，即使按照比较常见的法定刑标准，也很难解释究竟是犯罪轻重决定了法定刑的轻重，还是法定刑的轻重决定了犯罪的轻重，容易陷入循环定义之中。二是因为轻重的划分已经体现在了其他的分类形式当中，例如一般来说，国事犯属于重罪，普通犯属于轻罪；自然犯属于重罪，法定犯属于轻罪；非亲告罪属于重罪，亲告罪属于轻罪；暴力犯属于重罪，非暴力犯属于轻罪，因此没有必要再单列一种划分方法。(www.daowen.com)

虽然犯罪分层只是犯罪分类的一种形式，但其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特殊性。卢建平教授指出“在犯罪学上，犯罪分类是根据犯罪主体、侵害的法益等不同而作的平面划分，而犯罪分层是依据犯罪严重程度对犯罪现象进行纵向分类的方法”[6]。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只是犯罪学上的划分，刑法学上的划分所得出的不同类别的犯罪之间也属于平面关系，之间没有轻重的区别，不同类别的犯罪处于同一平面上。而犯罪分层所划分出的类罪之间，属于轻重相接的阶层关系，这与其他的犯罪分类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明显的纵向结构导致了犯罪分层的另外一个特点，即必须对不同的层次配置不同的刑罚和处遇措施，否则这种划分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犯罪分层不仅仅是简单地根据一定标准对犯罪进行的分类，而是建立在犯罪分类基础之上的，对刑罚制度、刑法结构乃至整个刑事司法体系的设计和安排，具有远超其他犯罪分类的宏观性和制度性。

至于为什么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使用“犯罪分类”的叫法，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犯罪分类”的叫法大家比较熟悉，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国在早期翻译《法国刑法典》时将其中对犯罪的划分译为“罪分三类”，而这种译法又比较深入人心。如果从英语的表述来看，在表述犯罪分类的时候经常使用的是“classify”（将……分类、将……归类），而在表述依据罪行轻重对犯罪进行划分的场合经常使用的是“grade”（分级、分等、分类）。由此可见，英语在表述犯罪的轻重划分时带有明显的层次性，在翻译为中文时使用“犯罪分层”显然也更为贴切。[7]

综上，笔者认为犯罪分层是指依据严重程度对犯罪进行的纵向分类。正是由于犯罪分层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并不完全等同于犯罪分类的概念，因此本书使用的是“犯罪分层”而非“犯罪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