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人口演进的规律使然。从人口结构看，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农村的老年人口比重同样较大，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寿命的延长，加上生育观念的革新，中国农村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老龄化程度逐渐提高。预测显示，中国农村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将从2000年的21%提高到2050年的39%；⑦从收入结构看，和城市居民相比较，农村代际收入较低，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削弱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亟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二，公平和效率均衡的客观要求。传统的经济发展观普遍存在重经济发展、轻社会进步的导向（刘书鹤，1999；左学金，2001；唐旭，2005；于建嵘，2008），这直接加剧“重效率，轻公平”的社会失衡现象，使得在改革过程中部分群体利益受损现象严重。比如，王秋波（2007）指出中国约有7.4亿城乡就业人员，其中，在城镇扩张过程中形成大约0.6亿的失地农民以及约2.2亿的城市农民工，均缺乏工资、社保等正当权益的维权和保险，长此以往，将不利于经济主体稳定与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www.daowen.com)

第三，政府型公共品的必然选择。这表现在：一方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巨大，类似一种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形式的公共品，需要大量的政府公共财政投资予以启动支持，以促进这一体系平稳演进（陈姣娥，2006）；另一方面，从中国二元经济的演进形态看，城市反哺农村已刻不容缓。农村作为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理应享受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养老保险。政府所投入的政策支持与转移支付，可以促进农村优势资源集聚，进而有效刺激内需，推动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