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代际交叠模型最初是由戴蒙德（Diamond，1965）①根据萨缪尔森（Samuelson，1958）②早期的研究建立的。该模型研究了现收制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机制，表明了在一个纯粹经济中（只有储蓄，没有生产和投资），养老金的增加主要取决于人口的增长。艾伦（Aaron，1966）③在代际交叠模型中引入了生产和投资，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一因素来修正这个模型。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74）④指出，养老保险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包括“资产替代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资产替代效应”指养老保险金的给付增加了居民退休后收入，从而减少了其预防性储蓄；“引致退休效应”指养老保险金增加了居民退休后收入，激励他们提前退休（原因在于提前退休会导致预期退休时间的延长，这就需要在退休之前积累更多的储蓄），并通过研究认为“养老保险对个人储蓄存在‘挤出效应’”。这一结论被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Kotlikoff，1979⑤；Feldstein，1985⑥，Kotlikoff，1996⑦）。

巴罗（Barro，1978）⑧在费尔德斯坦的理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指出，个人的代际转移支付是对养老保险的一种有力的补偿，这种补偿作用将会对一部分“挤出效应”产生抵消作用，因此，得出结论：养老保险对个人储蓄没有效应或没有明显效应。戴维斯（Davis，1995）⑨则利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基金制下养老保险的储蓄效应，通过分析12个OECD国家以及智利和新加坡的情况，没有发现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对个人储蓄具有规律性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对居民储蓄的影响要根据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而定。

奎因（Quinn，1977）⑩将收入—闲暇选择理论模型运用到养老保险的分析中，发现无论是公共养老保险还是私人养老保险的收益对于接近正常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提前退休决策存在着显著影响，两者是正相关关系。泰勒和谢夫林（Thaler＆Shefrin，1981）⑪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将心理学因素引入了模型中，认为每个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养老金计划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将财富从高边际消费倾向向低边际消费倾向的人群转移，通过此种作用达到增加社会总储蓄的目的。

格里芬等（Griffin et al.，2013）⑫研究了“主观寿命”的影响因素，指出人们对其预期寿命的“感知”受生理因素（年龄、健康诊断、父母寿命）、社会经济因素（收入、教育）、生活方式（运动、吸烟、饮酒、饮食）以及心理因素（乐观、忧愁以及社会交往）的影响。莫汉和张（Mohan＆Zhang，2014）⑬指出对于确定给付型养老金，不同于私人计划，公共计划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筹资不足或者投资期限较短，并且面临更多的财政约束，从而带来更大的风险。同时，政府的监管会计准则也使得养老基金面临更大风险。雷安和沃勒纽斯（Laun＆Wallenius，2015）⑭指出瑞典近年来在养老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其养老金改革为老年员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将为其他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关和梁（Guan＆Liang，2014）⑮在随机利率与随机波动率的假设下，运用Cox-Ingersoll-Ross（CIR）和Vasicek模型，基于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计算含有保证支付年金的确定缴费型（DC）养老金的最优缴费率。柯尼克兹和莫卫（Konicz＆Mulvey，2014）⑯指出，确定缴费型（DC）养老金对储蓄的影响因素不仅限于个体年龄与个体风险偏好，还在于经济因素（养老金账户余额、养老金期望缴费率、预期收入）以及个体因素（风险厌恶程度、预期寿命、养老金的支付方式、遗产动机等），尤其是在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CRRA假设下的个体差异性。

威廉姆森等（Williamson et al.，2012）⑰选取亚洲三个国家（中国、韩国、新加坡）研究名义确定缴费型（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NDC）养老金制度的适用性，结果发现，相比其他两个国家，中国更适合采用NDC制度，而新加坡较为不适用。(www.daowen.com)

封等（Feng et al.，2011）⑱以中国城镇为例，研究了公共养老金和家庭储蓄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养老金与家庭储蓄有相互替代的关系，家庭储蓄受养老金影响显著，影响大小由设定参数的具体数值决定，同时养老金财富相对于家庭其他支出项目，对健康和教育的消费较为显著。韩（Han，2013）⑲运用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s，ECMs）对1981～2009年欧洲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公共养老金还是私人养老金，劳动力流动都可以有效缓解养老金水平的降低，对采取俾斯麦养老模式的国家，这一影响更为显著，因为这些国家养老压力更为突出。

布莱克等（Blake et al.，2013）⑳借鉴特沃斯基和卡尼曼（Tversky＆Kahneman，1992）的研究框架，指出“目标驱动型”的投资策略对确定缴费型（DC）养老计划将产生影响，当基金积累值小于“目标”值时，则会加大对股权的投资，而如果基金积累值大于“目标”值时，则投资策略倾向于保守。布莱克（Blake，2014指出确定缴费型（DC）养老计划可以使计划参与者实现消费工作期与退休期根据个人偏好的重新分配，因此基金的投资积累依赖于消费偏好，通过理性人假设，认为最优缴费率在缴费期间稳定，但具有年龄依赖性以及近期消费与远期消费的平衡，并且个人资本等因素也会对缴费率产生影响。

克雷诺（Kleinow，2015）讨论了年龄因素对多生命死亡率的影响，并作相应预测与情景模拟，以有效防范老龄风险（longevity risk）。戴特兰德等（Daatland et al.，2012）利用挪威关于生命、年龄以及代际问题的18～79岁9 591份群体样本，深入分析了代际关系以及福利状况，认为代际影响具有个体差异性，年龄、健康状态、生命阶段都会影响代际关系，并且年龄因素更为显著。克鲁伊（Croi，2013）运用OLG模型重新检视老龄化与劳动力市场关系，认为在年龄因素等外部冲击下，利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

陆等（Lu et al.，2015）运用Lee-Carter模型预测死亡率发展趋势，采用贫困线作为基本养老保障水平，在目前贫困线为人均GDP 6.6%的水平下，不考虑“老人”的养老负担，在65岁退休的条件下未来40年的年均养老负担为GDP的0.7%～1%。而如果在提高养老金水平、降低退休年龄以及预期生育率下降的情景下，养老成本将高达GDP的4.5%。侯赛尼和肖瑞德（Hosseini＆Shourideh，2016）运用含有生命周期与遗产动机特征的世代交叠（OLG）模型，考虑收入能力与死亡率的个体差异分析退休行为，认为退休后资产应适当补贴而遗产应该征税，65岁以上人口的最优退休资产的边际补贴率为3.2%，而最优遗产边际税率为60%，同时，对于提前退休的劳动者，补贴应适当减少，但对低收入全体应适当优惠。田和赵（Tian＆Zhao，2016）运用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uto-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model，ARMA）预测中国的生育率与死亡率，通过蒙特卡洛方法对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偿付能力进行模拟，结果显示，中国在2026年将出现支付危机，如果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则可能将危机推后20年，并在2087年减少64.25%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