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语言障碍的界定，有学者称其为言语障碍，也有学者称其为语言障碍，甚至有学者称其为沟通障碍。本章节中，只将其称为语言障碍。语言障碍的突出表现就是不会使用语言工具或者出现发音异常。正所谓儿童是开放的自然存在（姚伟，2005），儿童学习语言的基础是通过模仿成人的发音，但是通过模仿学习儿童并未真正掌握发音，而是通过后天的练习才真正掌握发音。语言障碍往往发生在学前儿童，可能是心理原因、生理原因或环境原因所致，随着年龄的增长并不会自行消失，而成为永久性的或更为复杂的语言障碍。

19世纪初期维尔纽斯大学弗兰克（Franko）教授在欧洲学术研讨会上以案例的形式首次将语言障碍作为一种独立的障碍类型向大会进行了汇报，并于1827年再次阐述了其搜集的各种发音障碍的类型。此后不久，19世纪30年代瑞典医生舒尔特（Schulthess）指出将语言障碍分为两种类型，即语义缺陷和发音缺陷。同时认为语言障碍的干预效果主要取决于儿童生理发育损失的程度。1879年库斯莫尔（Kussmaul）指出，语言障碍主要取决于发音器官的成熟与否，并且将语言障碍区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类，由于教育方法不当或训练不足，导致发音器官受损而出现的语言障碍属于后天性问题。根据库斯莫尔（Kussmaul）的观点，后天性问题也可能是器质性问题，也是语言障碍的核心问题之一。支持此观点的学者包括贝尔卡（Berkana）、博里什鲍尔斯科（Borishpolskogo）等人。

波兰学者搜集了一些不同的观点，认为语言障碍不是由发音器官成熟与否决定的。他提出了两种语言障碍的类型：功能性语言障碍和听力障碍，并指出语言障碍主要取决于生理机能的病理变化，并且提出语言障碍的矫治必须围绕舌、唇、齿、颚四个方面进行。19世纪80年代奥斯特（Koeн）将语言障碍分为刻板性言语障碍和功能性语言障碍，同时指出教育方法不当或模仿成人的言语都可能导致语言障碍。

总之，有关语言障碍的界定大致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个体的差异性角度进行界定。1977年美国言语语言听力学会将语言障碍界定为：个体在语言系统的知识上未能与预期的常模相称的情形，特别是一个儿童在语言的运用技巧上有缺陷，未能达到同龄儿童的预期水平时，就称其为有语言上的缺陷。这类个体往往在词汇、语句、语法的理解和运用等方面存在明显错误（昝飞、马红英，2005；李慧，2012）。

语言障碍是指个体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语言和知识系统达不到他的年龄应该达到的标准的状况，即个体在理解和运用语言符号以及规则方面的发展问题，或者个体语言能力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同龄伙伴的水平（方俊明、雷江华，2015）。

另一方面，从语言自身的内涵角度而言。语言障碍是指说不同语言的人交际时的困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增加和改进语言教学，以及提供更多更好的翻译（胡向阳、李兴启、蒋涛，2011）。(www.daowen.com)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体系，使用语言首先要遵守语言本身的规律。语言障碍就是对语言规律的违背。过去常说的“语病”，就是违背语音、语义、词义、语法的规范，例如：语法上的语病有词类误用、搭配不当、成分残缺、语序颠倒等（孙汝建，2002）。

语言障碍是指儿童语言理解能力差，或者无法用母语来表达个人观念者，这一类儿童就是语言障碍（叶重新，2011）。

语言障碍是指语言的理解和表达以及交流过程的障碍，例如：言语发育延迟、语言发育障碍和失语症等（郑晓边、郑萱，2013）。

综上所述，无论从个体差异的角度还是从语言内涵的角度而言，不同学者或机构的观点，都是围绕语言的使用过程中，由于语音、语义、语法、语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界定。而有关语言障碍的界定，有别于言语障碍、沟通障碍。本章节在总结不同学者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语言障碍是指个体所掌握的语言学知识系统与其年龄不相符，落后于同龄的正常人，属于在语言符号系统的理解和使用上的异常（张文京，2010）。本章节所指的语言学知识主要指母语，不包含第二外语，例如：小明是中国人，汉语掌握得很好，但是第二外语掌握得较差，则小明就不属于本章节所界定的语言障碍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