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澍

一、清水的地理位置、建县历史和人文背景

清水县位于甘肃省东部,天水市东北,陇山西南麓,渭河北岸支流牛头河从东向西穿县域而过;东界陕西省陇县、宝鸡市,南连天水市麦积区,西接秦安县,北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接壤;东西长66公里,南北宽47公里,面积2012平方公里。清水县在历史时期处于丝绸之路南路要冲,丝绸之路从陕西陇县进入,必须翻越陇山,出大震关（今盘龙铺）而至天水,过金城而远达河西走廊进入新疆,清水为其必经之地,故而素有“陇右要冲,关中屏障”之称。

清水,古称“秦”,为秦人在陇右发祥之地。西周时期,秦先祖嬴非子因牧马有功,被周王室封赐“附庸”于此,传统观点认为在今县境东北秦亭镇（俗称“秦子铺”）建立了最早城邑。以今考古发现而言,似在今张川县（20世纪50年代从本县分置）马家塬;根据最新考古发掘结果,学者认为应当在今清水县城北郊李家崖村后面的塬地上。但无论新旧观点,均未出清水县境内。

清水置县,始于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析上邽,在关陇要冲置清水县、戎邑道（治今黄门乡）与陇县;至此,始有清水县名,县治在永清镇古城村（今李崖村）。关于本县之得名,《太平御览》引“《三秦记》云：‘其坂九回,七日得越,上有清泉,四注而下。’下有县,因此而名。”可见,之所以得名清水县,盖源于其地植被茂密,生态良好,越陇而下,清水四注。至今读之思之,宛若世外桃源,不禁令人神往。

清水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古县,若从汉武帝设置清水县,至今已有2133年的历史。若从周庄王九年（公元前688年）秦武公伐邽戎之后设邽县,至今已有2706年的历史,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县,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建县最早的地方。同时,清水县又号称“轩辕故里”,为传说时代“五帝”之一黄帝的出生地;自古以来,有关轩皇爷的传说故事在清水县民间广泛流传。

春秋晚期,散关令尹喜知遇于老子,激发其著作《道德经》上下篇五千言,为道教绝世经典;受其影响,尹喜亦自著《关尹子》九篇,使道家学说形成系统,传留至今。关令尹喜之墓,即在清水县草川乡“尹道寺”附近;对此,本县古币收藏家张维麟先生二十多年前,结合“尹道寺”附近农田出土大里贝币即有专文论述。孔门弟子穰驷赤为七十二贤之一,是上邽人(即今清水人),与石作蜀（今甘谷人）、秦祖（今秦州区人）号称“陇上儒学三贤”,唐封北征伯,宋封上邽侯。秦州文庙设壤驷赤祠,祠联曰：“任人间倒海翻江,逐宇宙新潮,正学莫忘宣圣统；愿我辈模山范水,赴春秋佳日,大家来拜上邽侯。”

西汉名将赵充国,少学兵法,有将帅气节。汉武帝时随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因军功而升为将军;汉宣帝时被封为营平侯,英名远播北方九郡。为长期坚守边疆,赵充国又提出屯田之策,首开千古军屯之先河。其墓地在今清水县城北郊李家崖村头,牛头河之畔。

清代康熙进士韩遇春为今清水县上邽镇李家崖村人,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在山东淄川县任知县期间,爱民如子,为官清廉;体恤民情,革除弊端,史有“清官”之名。无独有偶,清朝嘉庆间武进士郭相忠为今清水县白沙镇郭家底下村人,敏而好学,文武双全;咸丰间改授四川提督,民间褒称“郭提督”;忠勇善战,恪尽职守,病故军中,咸丰帝书赠“功达汾阳”匾,把他比作唐代名将郭子仪,并赐封为“振威将军”,加“太子少保”衔。戎马之余,醉情撰作,著有劝世书《醒世八箴》和军旅诗集《柳营蝉噪》,为清代著名儒将。

由是观之,以“地灵人杰、人文炳郁”来赞誉清水也是恰如其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水境内自古而今关于伏羲女娲和轩辕黄帝的传说不绝如缕,有关轩辕黄帝的史迹存留较多,县域内以牛头河为脉络的川道区两岸沿河阶地上众多的马家窑文化,以及齐家文化遗址似乎为其默默做着注脚。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悠远的人文历史背景,正是因了自古而今名将辈出、名人纷纷登陇过境的特殊地理环境,清水县成为中国历史正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舞台,而且孕育了中华文明众多的杰出人物和源头情节：伏羲女娲生存于斯,轩辕黄帝出生于斯,秦人先祖始封于斯,汉光武帝刘秀征战于斯,汉末枭雄隗嚣、公孙述割据于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出使陇右”遗留“真卿”铜印于斯,宋金对峙竞争于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星殒于斯,回教哲赫忍耶圣地宣化岗拱北耸立于斯,民国元老于右任中原大战引退之际吟咏于斯……对于如此重要的一方山水,欲治中国史者,岂可不予看重?

作者虽然出生于兰州,但因为“文革”伊始举家便被下放清水,有幸从小在清水县白沙镇温泉村长大,放羊牧牛,风雨无阻;春夏秋冬,耕种收获;朝伴旭日上山入林,夕随炊烟暮归寒舍,悉心感受了积淀深厚的农耕文明;雨夜假期,于骡马厩棚听取喂马李老汉讲述伏羲女娲的故事、三国西游的传奇,从而对中华民族悠远的人文历史充满了好奇;寒冬腊月,于农家炕头聆听村学王老师渲染妖魔鬼怪的传说、东村西邻的笑话,全身心感知了传统民间民俗文化的魅力。不仅如此,本人从小生活的白沙镇温泉村,就位于关山脚下。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清水县城隍爷庙会（改革开放后更名为“清水县物资交流大会”）,物资山货云集,人流涌动如潮。庙会之前几日,从陕西越过关山而来的马帮驮队,从张家川恭门镇沿着牛头河而下的牛阵羊群,络绎不绝,持续数天,至今历历在目,铭记难忘。这些童年往事,不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所共有的经历,也是七零后以前出生者都会有的关于农耕文明社会的最后记忆。

二、温小牛清水文史研究概评

最近二十多年来,以县域为单元的文化旅游产业方兴未艾,人们不约而同地都想从地方文史中为其寻找文化灵魂。最近十年间,天水市清水籍学者温小牛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相继编著出版了：

（一）《清水碑文研究》,23万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5月;

（二）《成吉思汗与甘肃清水》,20万字,陕西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2012年6月;

（三）《梅江峪》,8万字,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10月;

（四）《回望老庄》,19万字,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温小牛先生在工作之余,长期致力于清水县地方文史的发掘研究,可谓焚膏继晷,硕果累累,在当地同龄人中尚未见能出其右者。《清水碑文研究》一书,精选清水县境内古今碑刻有代表性者六十通,对其给予编年介绍、注释解读,对于考研清水历史、挖掘清水文化、培育清水精神、启迪清水后人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和重要的人文学术价值。《成吉思汗与甘肃清水》一书,记述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生动故事,汇集了有关古今中外蒙元史研究者各家之观点,深入探究了成吉思汗逝地、逝因、葬地、祭祀及其临终遗嘱之谜。为了研究这一课题,温小牛先后三进六盘山及宁夏地区,三赴鄂尔多斯成陵。该书是自成吉思汗逝世七百八十多年以来,国内首次系统研究成吉思汗与清水的学术专著,也是一本集蒙元历史常识与学术探究为一体雅俗共赏的读物,引起了国内蒙元史学术界的关注和有关学者专家的好评。《梅江峪》一书包括传统村落、梅江风情、庭院景致和房中物语四个章节。全书以散文的形式和笔法对该村明清古居六大院落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作了介绍和解析;同时配以影像和照片,存留了行将消逝的精神世界,折射出西北黄土高原农耕文明的前世今生。《回望老庄》一书则是以乡土情结为原型的文学创作,是作为年过半百的作者对于故乡的回视和反思,是对于清水县域黄土高坡古老村庄乡土文学的抒情性描绘。

而这本《邽山秦风》,从书名不难看出,这是以上邽县主山——邽山为主体为核心,来介绍秦文化孑遗和风俗的专著。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清水秦地名”,是从古今地名角度考察秦文化之孑遗与影响;中卷“清水古民俗”,是从古今民俗角度考察秦文化之孑遗与传播;下卷“清水古民歌”,是从古今民歌山歌角度考察秦文化之孑遗与融合。尤其是“秦风”,继承了《诗经·秦风》的传统,搜集了清水县秦汉以降历朝各代流传下来的民歌山歌112首,这是《诗经·秦风》10首的十多倍,无疑是对“秦风”采诗于民间优良传统的一次弘扬,也是本书的重头戏。无论从书名来分析,还是从全书构架体例来看,都是著者为清水县秦文化研究所提供的独特材料和视角,对于推动学术界和清水县从秦文化角度加强县域历史文化研究,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全面深度融合,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些具有清水地域特色的代表性民俗文化素材,对于学术界深化清水境内发现的秦早期历史文化遗址和遗物的研究,同样具有难得的认识价值和解释学的参考。

三、清水历史文化溯源与研究

关于清水县历史文化的研究、挖掘与整理,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甘肃轩辕文化研究会为龙头,联系各方、奋发作为,六年来配合市县文化旅游节会,做了大里工作,举办了六次学术研讨会和学术年会,组织有关专家研究出版了“轩辕故里——清水县历史文化研究丛书”数种：

（一）李清凌著《华夏文明的曙光》,30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

（二）李清凌著《秦亭与秦文化》,29.1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www.daowen.com)

（三）杨东晨著《中华文明探源》,48万字,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2017年6月;

（四）雍际春主编《轩辕文化研究论文集》,36.6万字,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6月。

可谓学者主动作为,深入研究,重里级专著频现,不仅扩大提高了清水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而且在全国轩辕黄帝学术研究中赢得了话语权,使得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出生于甘肃省清水县,成为不可辩驳的共识。这无疑为清水县开发历史文化旅游,尤其是为清水县打造“华夏儿女寻根问祖之圣地”提供了历史文化依据。

学术研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历史文化之谜、澄清民族民俗文化真相,为了回答后世后人之文化关切,为当地开发文化旅游提供文化支持和学术依据。就目前历史研究和文物考古而言,轩辕黄帝文化作为史前传说时期的远古文化,虽然有历代文献记载,也有民间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与传说,但毕竟有些虚无缥缈之嫌。于是,有人提出来要高度重视清水境内的秦早期文化,因为历史文献言之凿凿,考古发现斑斑可证。正如西北师大李清凌教授所言,关于“秦人和秦文化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相关的著作层出不穷”。

“我们提出在考古学就秦人族源问题一时尚提供不出具体有力证据的情况下,要充分重视传说和文献记载的资料。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传说,三千年以上的连续记载,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坚信不疑,这一事实,证明黄帝是历史而不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传说和《史记》等权威历史著作都说秦嬴是远古炎黄集团轩辕黄帝一支的后裔,记载分明,渊源有自,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考古学的佐证。因此,我们确认秦嬴的族源是黄帝,希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同。”“秦嬴的族源,所要讨论的是被周孝王封为附庸的以非子为代表的秦嬴一族的族源。以往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最多只谈到伯翳,再往上就很少提了。其实,根据传说,文献记载和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起源于陇右今甘肃清水一带的炎黄集团轩辕黄帝一支,才是秦嬴真正的族源。”

这是李清凌先生上述两本专著的核心观点,是关于清水轩辕黄帝文化与秦嬴非子一族族源相连、文脉相牵的重要论述,为强化我们对于清水远古文化传承的连续性、系统性认识提供了学术依据。把文明的碎片有效链接,并且找出其中的逻辑关系和历史文物依据,这便是学术研究作为社会人文科学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但是,就传统的学术理论而言,自晚清一百多年以来,“二重证据法”一直被学者奉为圭臬。同时,由于文献记载的简略和考古文物资料的匮乏,二十四史中没有《秦史》;近年陆续出版了民国时期钱穆的《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4月）,让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学者们在秦史和秦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与贡献。直至当代,先有了马非百的《秦集史》,后有了翦伯赞、林剑鸣等人分别撰作的《秦汉史》。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考古学的进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文物的大里出土发现,秦史和秦文化研究的进程和认识被不断推进和刷新：

（一）杨东晨编著有《秦人秘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二）徐日辉编著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8月;

（三）祝中熹编著有《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

（四）徐卫民、雍际春主编有《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8月;

（五）雍际春著有《秦早期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8月。

所谓“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论古代历史文化。这是对于传统单纯注重文献记载的发展和完善,五四运动以后逐渐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陈寅恪曾经概括二重证据法在20世纪初的发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后来又有多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三重证据法”,根据个人着眼点之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

（一）黄现璠的三重证据法：又称“黄氏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结合调查资料或材科中的“口述史料”用于研究历史学、民族学。因此,黄氏所谓三重证据便是：1.纸上之材料;2.地下之新材料;3.口述史料。

（二）徐中舒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运用“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史料研究先秦史”。因此,徐氏所谓三重证据便是：1.纸上之材料;2.地下之新材料;3.边裔少数民族史料。

（三）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因此,饶氏所谓三重证据便是：1.有字的考古资料;2.没字的考古资料;3.史书上之材料。李学勤对此“三重证据法”十分认同。

（四）叶舒宪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再加上文化人类学的资料与方法的运用,是三者互相沟通融合的结果。因此,叶氏所谓三重证据法便是：1.考据学的资料与方法;2.甲骨学的资料与方法;3.人类学的资料与方法。

可见,所谓“三重证据法”,虽然因学者各自所重而使用材料与方法各不相同,但无非是除历史学、文献学和考古学、文物学之外的史料和方法。有人对此做过区别论述,认为在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谓“二重证据法”之外,人类学资料的引进可谓是“三重证据法”,而民俗学资料的引进可谓是“四重证据法”。总之,学术研究的开拓与创新,无非就是新材料的引进和新方法的使用。

记得早在数年前甘肃轩辕文化研究会的学术年会上,我提交了《关于深度研究轩辕文化的思考与建议》一文,就提出了“立即组织力里,着手挖掘清水县‘轩辕故里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为深度研究和广泛普及提供现实活态材料”的建议（详见雍际春主编《轩辕文化研究论文集》,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P248-250）。其中列举了十五种民俗学范畴的农耕文化民俗事象,我认为面对当今信息社会的千年巨变,这些传承了数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经验技术,在我们这一代学者手里如果不予重视和抢救性挖掘整理,恐怕就会面临失传和绝迹的危险,而这正是我们的祖先数千年来所创造的农耕文化的活态积淀与传承,是对古代文献记载与考古文物的补充和佐证。

五年过去了,确实没有看到有任何进展和成果展现,正当我在失望之余意欲将来亲自着手去做之际,看到了这本《邽山秦风》清样,使人眼前一亮,心头一热。虽然这不是按照民俗学的方法严格采集的田野资料,但从各种方志、文史资料和史学著作中搜集了有关清水秦文化的地名、节令、风俗、山歌、民歌,以及社火小曲歌词和部分学者的学术观点等,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资料翻检之便,而这正是此书的学术参考价值所在。特别是对于一些同类题材、同名材料,作者以自己所见和思考做出了初步分析和梳理,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深入借鉴之资。有鉴于此,故乐而为之叙说如此,权且作为抛砖引玉的发言而已。

2018年3月15—21日于武都东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