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学者认为，煽动犯与教唆犯一样，其本质是从属性，在犯罪的成立和处罚上从属于实行行为者，其不法性和可罚性源于煽动行为在精神上加功于被煽动者，煽动犯的着手与成立以被煽动者实行着手为条件。^[63]虽然此说能维持实行行为概念和构成要件理论的定型性，但贯彻到底依然会产生理论暗礁。

（一）以个人责任原则为视角的思考

认为煽动行为具备共犯从属性的观点认为，由于煽动行为不具备实行行为的性质，因而不能单独作为刑事处罚的根据，煽动行为只有从属于被煽动之罪的实行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威胁），才能完整表露其不法性和可罚性。这一观点如果仔细推敲便会产生这样一个悖论：煽动者之所以受到处罚不是因为其自身的不法行为，而是借用了他人行为的不法性，这一结论明显与现代刑法所倡导的个人责任原则相违背。对于此点缺陷，即便是从属性学者也坦言：“共犯独立性理论纠正了西方近代刑法学说关于共犯责任理论的偏差，使得个人负责原则得以维持。”^[64]由此，如果坚持贯彻从属性理论便面临着一个尴尬的事实：如果承认煽动行为的犯罪性和可罚性依赖于实行行为，那么与现代刑法所秉持的个人负责原则相抵牾；而如果回避煽动行为犯罪性和可罚性的根据问题，那么从属性理论将失去其核心论点而面临失势。(www.daowen.com)

（二）以间接正犯理论为维度的思考

除了上述贯彻从属性理论所带来的理论窘境之外，从属性理论还面临着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便是间接正犯理论。共犯从属性理论主张明确区分正犯与共犯，对于构成要件应当作限缩的形式解释，只有直接实施构成要件所规定的行为者才是正犯，除此之外者都是共犯，因而煽动犯在其理论体系中属于共犯的范畴。但几乎所有的从属性论者都承认间接正犯的存在，并且认为间接正犯亦是正犯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就与其之前的主张产生了矛盾：既主张通过形式解释来限制构成要件的宽泛性，又为了说明间接正犯的正犯性而对于构成要件的要素作扩张解释，从而将正犯的判断实质化为对犯罪的实施过程具有支配作用者。这种自相矛盾的解释路径损害了从属性理论的协调性和稳定性，让人不得不怀疑其是否能对煽动犯的本质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释。事实上，无论是煽动犯还是教唆犯，其不法性都受到被煽动（被教唆）者的实行行为的影响，但正如大多数犯罪行为的不法性都受到危害结果的影响一样，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犯罪行为就从属于危害结果，同样，煽动（教唆）行为也从属于被煽动者的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