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中外，公开和保密，一直是国家治理中至关重要的理念。[20]具体到算法治理领域。哪些算法可以公开，向谁公开，公开到何种程度，都需要放在国家安全这一棱镜中，着重考察。而对于以国家安全为由的保密义务，许多国家在政策和法律层面都给予了高位阶保护。比如，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秘密法》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法案》《爱国者法案》等。这些法律在很大程度上，都给相关的算法透明设置了障碍。换言之，当算法透明与国家安全相冲突时，算法透明的可行性必将遭受挑战。

举例而言，为了提高机场安检效率，全球大部分国际机场都采取了抽样安检策略，即在常规安检之外，抽取特定人群进行更严格、烦琐的检查。如此一来，既可以保证机场安检的速度，又能给恐怖分子带来一定威慑力。抽样的程序则由算法来执行。假设为了防止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性抽样，根据算法透明原则，公众要求公开抽样算法，那么，机场应不应当让算法透明呢？可以想见，一旦算法透明，恐怖分子便有可能根据公开的算法进行博弈，谋划规避手段来避免被严格检查，或者根据算法所提供的随机性逻辑来合理定制所需样本试错数量。再比如，假设某次导弹试射演练后，制导系统的算法失灵，致使导弹偏离既定弹道，炸毁民用设施，并造成伤亡。那么，公众是不是可以就此要求算法透明，要求军方公开制导系统的算法呢？后文将提出更合理的解决方案，但就本节所讨论的主题而言，即便公众的诉求完全公平合理，但本案例中算法透明的可行性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很显然，如果坚持贯彻算法透明原则，将有可能导致产生国家安全隐患（飞机航路安全与军事设施安全等）。换言之，对于算法透明原则而言，当其与国家安全相冲突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安全的限制。比如美国“9·11事件”过后，以小布什总统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强烈抵制政府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透明化，声称赢下“反恐战争”的唯一手段，就是让美国变得和它的影子对手一样神秘。[21]于是，以《爱国者法案》为代表、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抗信息披露的法律政策，也就应运而生。同样，我国在《宪法》第53条，《国家安全法》第4、19、28、29条与《网络安全法》第77条，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都对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的信息披露进行了严格限制。这些都是算法透明原则在不同的适用领域所需面对的重重关卡。(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由于通常国家安全往往比算法透明背后的考量有着更高位阶的权重。因此，一旦出现这一组对立，国家安全将对算法透明实施“降维打击”。这样一来，算法透明原则的可行性就很难得到保证。这便构成了算法透明可行性的第一道——也是最难逾越的——一道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