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性是法院在审查专家证言是否可采的首要标准，专家证言的提供者有责任证明其证言是可靠的。专家意见必须基于科学的方法与程序，而不是基于主观信念或无根据的假设。相关市场界定中专家证言是否可靠，一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第一，专家证言是否以经济学工具为基础。只有运用经济学工具，即只有运用正式的经济学模型或经济学所使用的经验方法进行经济推理或预测的专家证言才可以作为专家证据。打算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或经济学模型的证人必须用足够详尽的语言对其所使用的方法或模型进行描述，以清晰地揭示证人旨在依赖的特定的方法或模型。证人还必须阐述经济推理的过程，解释该方法或模型为什么是相关的，及它们是怎样支持其所得出的结论。经济学专家可能要根据市场参与者的陈述进行推理或对相关文件进行解释，如果这种推理或解释没有运用经济学原则，则相关证言应当予以排除。在 “甲骨文案” 中，原告专家杨斯蒂教授的主要工作，是确认能满足大型复杂企业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的卖主。他审查了148个人力资源规划软件卖主的生产与分析报告，证明只有甲骨文、仁科与思爱普三个公司的产品才具有满足大型复杂企业需求的功能，其他企业没有。但杨斯蒂教授没有使用经济学工具对企业人力资源规划软件行业进行经济分析，所以，法院认为其证言不能作为界定相关市场的证言。另外，在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中，原告将相关产品市场界定为货架现场优惠券发放 （at-shelf coupon dispensers） 市场。原告虽然聘请了几个经济学专家，但这些专家没有进行任何经济学方面的分析，而完全是凭主观臆想来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原告聘请的营销专家朗吉菲尔德 （Langenfeld） 得出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一份由新闻记者提供的调查，调查对象是记者的朋友与熟人，调查结果是他的朋友与熟人喜欢货架现场优惠券发放的程度胜过邮寄优惠券等其他优惠券。另一位有资格就相关市场界定作证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沃伦·博尔登签署了一份很长的报告，该报告除了援用朗吉菲尔德的观点之外，另外也没有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法院认为，像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对事实的认定是反直觉的，所以平常人看起来属于替代品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真正的替代品。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之一是调查货架现场优惠券发放的产出与促销服务价格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方法是调查不同促销服务的价格的变动是否一致，如果其他促销服务产品的价格上涨，货架现场优惠券发放的价格也上涨，则它们属于同一个产品市场，如果一种促销服务产品的价格发生了变化而其他产品的价格不变，则它们属于不同的产品市场。本案中，不管是新闻记者，还是经济学专家都没有进行经济学方面特别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任何分析。原告专家采取一种 “我假设它构成相关市场，货架现场优惠券发放就是一个相关市场” 的方法，所以，法院说：“是假设而不是经过研究的事件结束了‘界定’ 市场的工作。” “错误的前提产生了错误的结果 （Garbage in，garbage out）”^[94]。

第二，专家证人是否用经济学语言为其证言阐述了有说服力的理由。如果专家证人没有使用经济学语言为其观点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由，那么即使专家证人所使用的工具属于经济学工具，其证言也是不可靠的。在经济学证据方面，“甲骨文案” 被认为是高水平的反垄断案件，^[95]因为著名反垄断经济学专家肯尼斯·艾京格 （Kenneth Elzinga） 担任本案原告的专家证人，主审法官沃克 （Walker） 对艾京格的证言也寄予了厚望。艾京格用SSNIP 测试法证明本案的相关产品市场是高级财务管理系统和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市场。被告提供的两位专家证人没有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而是将三个企业的资料作为反证对原告界定的相关产品市场进行了否定。这三个企业一个是美国第五大保险公司宏利公司，被告专家认为，宏利公司有复杂的需求与交易，在客观上应当属于原告所界定的高级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市场的客户，但是原告未经任何解释，将宏利公司作为中级软件市场的客户从原告界定的高级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市场中排出。另外两个企业是强生公司与西夫韦公司，被告专家认为，这两个公司都符合原告界定的高级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市场客户的条件，但艾京格将它们放在了中级软件市场。据此，被告专家认为，原告专家没有提供客观的方法对高级软件市场与中级软件市场进行区分。而且艾京格自己也承认没有定量指标将高级人力资源规划软件供应商与中级市场软件供应商进行区分。基于此，沃克法官不得不说：“在解决专家关于产品市场证言的争端方面，法院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被告甲骨文的证人证言更好、更令人信服。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艾京格提出的不可置疑的证据似乎更多地使用了他神秘的职业写作技术。艾京格罗列的证据是间接的、高度定性的证据。” 这些证据对于确立一个独立的产品市场是不可靠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界定本案的相关地理市场时 （原告专家将地理市场界定为美国市场），艾京格没有使用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在合并案件中经常使用的艾京格-霍加迪方法。艾京格认为，艾京格-霍加迪方法不适合这一特定案件。他说：“我相信美国是相关地理市场，因为如果某人是高级财务管理系统和人力资源管理软件的唯一供给者并且施加一个SSNIP，它不会被美国之外的经济代理机构所阻止。” 被告专家对艾京格没有使用自己创造的方法提出了质疑。被告专家认为，他与艾京格都认为如果地理市场要从全球范围内界定，则艾京格-霍加迪方法是唯一适合的方法。所以，他认为艾京格拒绝使用艾京格-霍加迪方法是 “不恰当的”。法院也认为，艾京格拒绝使用自己创造的方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法院已经使用过艾京格-霍加迪方法来界定合并案件中的相关地理市场，而且用这种方法界定地理市场的结果没有争议。^[96]“甲骨文案” 充分表明，不管当事人聘请的专家名气有多大，如果其提供的专家证言在经济学上没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很容易在交叉询问中受到对方的反击或被对方提供的相反证据否定。(www.daowen.com)

第三，专家证言是否有足够的事实或数据为依据。有足够的事实或数据为依据是所有专家证言的基本要求，法院应当排除那些理论知识非常丰富，但对事实知道得很少也很少关注案件事实的专家。波斯纳在一个案件中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进行符合职业标准的研究，即使他持有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在反垄断经济领域中有丰富的经验，这样的专家证人证言也是不可采的。^[97]在美国有一个 “臭名昭著” 的案件。该案的原告聘请了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在世界一流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的享有崇高声誉的经济学教授作为反垄断诉讼的专家证人。但该专家对其拟作证的行业品牌处方药产业的情况一无所知，其证言不仅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且与案件毫无关系，^[98]结果令法院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