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典籍翻译的目的是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经典，因此他在《史记》英译的过程中尽可能采用异化翻译方法，坚持最大化地尊重作者，忠实原文。他对司马迁《史记》体例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守卫便体现了其这一特点。

作为文史双重经典之作，《史记》的突出特点之一体现在其纪传体叙事结构上。司马迁通过将事件挂靠于人物，借助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5种体例串联贯通，以犀利独到的笔触带领世人纵观我国自上古到汉武帝长达3000年历史发展的轨迹，横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描绘了一幅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宏伟历史画卷。一个个背景不同、个性迥异的鲜活人物，为人们呈现出一段段栩栩如生的历史场景。《史记》独特的叙事体例成为历代历史典籍的模板，极具代表性。[3]

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典籍有着共同的叙事风格，即在描述历史进程的过程中人物生平、事件进展、社会变迁等并不总是一气呵成、贯通而下，而是以“史事”为节点，按照既定模式分割成不同的阶段。而后再遵循特定的结构规则，将其分门别类镶嵌在宏观的格局中，纵横交错，繁而不乱。[4]59

《史记》中但凡列传，几乎均以“XX者X郡人也”开篇，导入人物故事。循着遭遇危机、建功立德、败走麦城等体系化的固定轨迹，形成一种丝丝入扣的结构模式。在这种程式化描述节奏的制约下，人物生平的脉络清晰可辨，功过分明。[5](www.daowen.com)

司马迁把人物列入不同的本纪、世家、列传中，紧紧围绕主题将人物融入波澜壮阔的历史情景，从而使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同时，借助独具匠心的情节编排，凸显出鲜明的人物个性。司马迁对他笔下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构成了《史记》撰文风格的一大特色。

《史记》一方面提纲挈领，包罗万象，充分体现了大气磅礴的气质；另一方面又不失细腻、灵动，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人物形象。无愧于鲁迅先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赞誉。

《史记》独特的叙事体例成为历代史学著作的模板，因而《史记》的叙事结构代表着历代史书的主流风格，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作为一代文化大使，杨宪益无疑对这种史书编撰体例了如指掌，且有高度的认同感；并且杨宪益对《史记》中的封建等级制度、官职排序结构以及长幼尊卑规则并不陌生，因此对司马迁贯穿在《史记》中的编撰体例表现出由衷的尊重和接受，这体现出社会意识形态对杨宪益翻译策略的影响。同时，杨宪益受托于中国外文局，翻译目的明确指向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史记》的纪传体国史编撰方式和结构本身就承载着中国文化特色，不可轻易更改。这也是促使杨宪益选择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杨译在翻译中非常尊重司马迁的叙事体例，极力维护其原态，尽量不予触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