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吴涛研究发现，长期以来，“汉学家在翻译非纯文学的中国典籍时大多选择学术型翻译路径……译语过度遵循原文”[7]。过于忠于原文，无视译入语或者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接受可能会导致译文遭受冷遇的现象。吴涛曾指出：“中国典籍英译需要跨出汉学界狭窄的接受圈子，需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阅读和接受，才能进一步扩大中国典籍的文化影响力。”[7]基于此，英译经典时不能一味对照经典原文翻译。如前文所述，雷蒙·道森英译的《史记》非常注重叙事结构的安排，他没有逐字逐句地翻译《史记》原文，而是选择《史记》中关于秦朝的章节，以秦始皇为中心，叙述秦朝的兴衰变化，重新安排荆轲、李斯、蒙恬、项羽、陈胜等人物的出场顺序，内容关联性强，情节张弛有度，故事性和可读性强。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秦王朝的历史，雷蒙·道森英译《史记》的Introduction部分，用14页的篇幅向读者介绍秦朝及秦以前的中国历史，讲述与秦朝有关的历史人物，同时他还专列大事年表，绘制地图，旨在让读者直观了解秦朝及其他诸侯国的地理位置和版图，将他翻译的《史记》纳入特定的历史框架下，让读者更好地感知《史记》的时空结构。这给研究者和翻译者非常大的启示，翻译中华典籍时要牢固树立“读者中心”的理念，要根据接受者的需要，尽可能地补充足够的相关背景和文化的介绍，必要时调整经典原文的次序，围绕某一个事件或人物，重新组织有关材料，构建新的叙事结构。要按照译入语或目的语读者能够理解并且领会的方式，呈现中华典籍的魅力。(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