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于是迁仕为郎中……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从中不难看出，少年时期的司马迁在家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司马氏家族世代为官，祖上颇有产业，祖父司马喜用四千石粟买了九级爵的五大夫，有食邑，有封地，有庄园。司马家族的地位及父亲的培养和期望，决定了司马迁必然以读学为主，兼学耕地和畜牧。司马迁的这种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对于以司马迁为荣的韩城人来说，必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在韩城的门楣家训中得到了展现。

由于历史和地域因素，韩城人民极早地过着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相对安定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结构条件下，门楣作为农耕社会的产物在韩城产生了。战国初期，孔子的徒弟子夏来到韩城设教，“教衍西河”，把孔子的教育思想推广到了西河地区。《辞源》：“西河，战国魏地。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韩城当时叫作少梁，是西河的重要地域。子夏是公元前470年左右开始“教衍西河”，而司马家族先于子夏150年左右择居少梁。在子夏到来之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司马家族未出现过任何特别优秀的人才。在子夏来后，相继出现了司马错、司马靳、司马昌、司马谈、司马迁等赫赫有名的人才。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韩城便兴起了办学之风，民重耕读，人才辈出。可以说，韩城文化的历史源头是子夏，而韩城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迁。在子夏和司马迁的影响下，韩城才有了浓厚的文化底蕴。

在韩城的门楣上，许多家族雕刻有“耕读”“耕读第”“耕读传家”“耕读世家”等。耕，意为劳动，引申为谋生；读，意为读书。“耕读第”是韩城城乡采用最广的门楣。由此可见韩城之文风昌盛，普通百姓都以读书为荣，以研习诗书为立家之本。党家祠堂牌位的两侧立柱上，就醒目地写着：“四百载守祖宗一脉真传曰勤曰俭；廿三代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读惟耕。”在村民党鉴泉的家里有这样一副楹联：“继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唯读唯耕。”党家村被称为中国式家庭文化的活化石，已有700年历史，村人自古崇尚读书，耕读传家，家家有家规，户户有家训。[2](www.daowen.com)

这种耕读并重的门楣家训教育方式，足以见证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背景下，生活在韩城的历代百姓除了受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外，司马迁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对于韩城人民教育观念的深远影响。在以科举取士的时代，韩城人才辈出，民间一直流传有“下了死牛坡，秀才比驴多”的俗语，还有“一代史圣、两朝状元、三朝宰相、四代世家，父子御史、父子知州、祖孙巡抚、兄弟侍郎、南北尚书，‘一母三进士、一举一贡生’传佳话”。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清两代韩城考取进士、举人、贡生者就达1400多人。特别是在明朝万历年间，韩城人在朝廷做官者甚多，民间盛传“朝半陕，陕半韩”之说。[3]

据明万历年间《韩城县志》记载：韩城习俗为“南敦稼穑，北尚服贾”。又据明末韩城县令左懋第《常平仓议》记载：“韩城地十，七其山；人十，三其贾。”可以看出，当时的韩城人民在以农耕为主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显然与农耕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明清时期耕读传家的司马遗风，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韩城人难以割舍的重文情结，造就了韩城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如今的韩城古城修复中，古街巷、四合院，包括“耕读苑”等小区的建设，处处彰显着耕读文化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