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有着显赫的家世，《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1]3285从记载看，司马氏是一个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家族，帝颛顼是其始祖，重黎氏、程伯休甫、蒯聩、司马卬、司马错、司马靳、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司马谈等都是为司马家族增光添彩的前辈。就官职看，司马家族是史官世家，重黎氏曾执掌天官和地官，父亲司马谈为太史公。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8]116-117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因此，古代史官地位比较高，受人崇敬。如此显赫的家世，使司马迁有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不断用先辈的辉煌业绩激励自己，成为他继承父业、扬名司马家族的内在动力。

司马迁出身名门，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汲取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孝道”。他的孝道思想首先源于父亲司马谈。在父亲的启蒙下，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及壮，接触了阴阳家、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的思想。对司马迁影响比较大的是道家和儒家思想，司马谈贵道，司马迁崇儒。他“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以孔子言论作为褒贬人物的尺度。在政治上，他主张大一统，崇尚仁政、孝治。在道德观上，他维护儒家“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的礼仪道德。

二十岁时，在父亲的授意下，他走出书斋，开始游历考察。南到江、淮，之后“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搜集了关于五帝三代的传说，为他后来写《五帝本纪》《夏本纪》做好了准备。“浮于沅、湘”，追寻屈原的足迹，为屈原的不幸遭遇扼腕叹息。“北涉汶、泗”，研究齐鲁文化，观察孔子之遗风。在鄱、薛、彭城，梁、楚等地，通过调查，他掌握了关于秦汉历史人物的第一手材料，例如陈涉躬耕垄亩，心中却有鸿鹄之志；项羽不学书、剑，欲学“万人敌”；张良亡下邳，学兵法于黄石公；陈平为杜宰，却欲宰天下；周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韩信贫穷无以葬母，却到处寻找高平宽敞的墓地；刘邦好酒色，曹参为狱掾，萧何为主吏，樊哙以屠狗为事等。这些逸闻趣事、历史掌故，使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为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史官打下了基础。壮游回来后数年，司马迁入仕为郎。他曾跟随汉武帝巡游各地，祭祀五帝，封禅泰山，奉命出使西南夷设置郡县……西汉王朝的博大气象，昂扬的时代精神使司马迁对以孝治国的思想确信不疑。

元封元年，司马谈病重，临终嘱命司马迁：第一，一定要继承自己著史事业，否则就是不孝。第二，自己的理想是继承《春秋》，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总结历史。司马迁郑重承诺：“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元封三年，司马迁为太史令。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命，司马迁师从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跟随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又参与修订历法。一系列准备之后，“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9]2192。侍亲、侍君、立名成为他著史的动力。

公元前99年，由于为李陵游说，司马迁面临生死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像一般仆妇，感于一时义愤，恣意赴死，这样的死轻于鸿毛，没有任何价值，也是司马迁所不齿的。更兼“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史记》未完成，父亲的遗愿未竟，孝道未尽，他只能选择隐忍苟活。活着，就得接受腐刑。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做儿女的就应当体念父母的一片爱心，爱护自己的身体，这是对父母的孝道。而腐刑是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9]2190因此，接受腐刑，既要忍受身体的痛苦，而且是对父母的不孝，辱没了先祖。两难选择中，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等人，他们的事迹激励着司马迁，他毅然选择了腐刑。李陵之祸后，他放下个人得失，埋头致力于著史，终于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实现了立身扬名的梦想。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孝道思想既受到了先秦孝道思想的浸润，又经历了汉代儒家思想的洗礼，家庭环境的影响更是为其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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